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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由于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垃圾分类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系统工程。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全面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日趋完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全面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已基本形成,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

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 年后,随着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扶贫工作将由解决原发性积累型绝对贫困,转入解决次生性新增型相对贫困的新阶段, 工作重心也将由“减贫”转为“减贫”与“防贫”并重。当前,扶贫资源的碎片化管理体制与扶贫过程整体性推进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远不适应新时期工作。届时,亟需整合优化各部门的扶贫职能,制定科学、长远的扶贫综合治理规划,重构组织力。

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进步有目共睹,很多变化放在当初是无法想象的。但大家对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能不能坚持,还是有一些担忧或疑虑。全球化也面临二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压力,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正经历着压力测试。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至少有一半还没有放开,如何推动这方面的改革,深层的问题依然是能不能真正给市场主体自由选择权,价格通过市场交易来形成。

许保利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前的国有企业是由二级及以下各层级法人组成的层级制法人企业集团,在推出的混改企业中,它们都是二级及以下层级的法人企业,而这样的企业是众多的,很多央企都是百家以上,地方企业也有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显然,集团各层级法人企业不可能都进行混改。如果集团母公司拥有对混改企业的控制权,但它本身不进行混改,那么,母公司通过自己的控制权很容易将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传递给混改后的企业,从而造成混改后的企业还是原来的样子。因此,集团母公司混改应该作为选项

金三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城乡融合发展是将城市和乡村放在平等的地位,全面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领域的制度并轨、体制统一,加快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让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布局,治理资源在城乡之间科学调配,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功能,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时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更加注重城乡联动改革、扩大双向开放,着眼“十四五”发展目标,谋划实施若干重大工程,在城镇化大格局下加快重塑城乡关系。

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著有《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等

陈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也在不断创新。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总供求模型为理论基础,可以分为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市场环境管理三个部分,其中需求管理主要包括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型创新、需求侧改革,供给管理主要包括要素价格政策、财政政策、供给型创新、供给侧改革,市场环境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环境改革”和在既定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环境微调政策”。

李长健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曦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在随着治理环境多样、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关系多维,各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多对利益关系间的交互形成了多种利益矛盾: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间的博弈、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抵牾、乡村治理文化与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协调这些利益,单靠法律治理是不够的,需要将软法治理引入到乡村治理的实践中,选择自治、德治、法治相统一的治理价值,进而形成软法治理的双重参与机制、效力约束机制与耦合衔接机制。

汪玉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开放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在被称为百年历史大变局的形势下,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局面。在国内外整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面临困难局面的状态下,只有用新的战略视野布局未来,才能防止改革开放出现大的波折,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福祉的改革开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受访者: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采访者:赵福全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中国经济必然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是大势所趋。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来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减速,到2016年三季度初步触底。预计中国今年和明年还能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2020年以后就会在5%-6%之间,或者5%左右,这也是正常的。如果保持5%-6%的增长速度,那么原有的增长动能,像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力就不像过去那样大了,所以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一定要有新的增长动能。

徐爱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法律功不可没。法律与文明交互作用,过去记载了文明的成果,现在维持着文明的演进,将来促进着文明超越。当文明战胜野蛮时,法律忠实地记录着文明的点点滴滴,充当文明的载体;当野蛮扰乱文明时,法律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节奏,将野蛮导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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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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