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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彤 曲双石

2012年,一直被视为金融改革的核心和难点,同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和难点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改革、资本项目开放这三大改革皆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

管清友 李衡

根据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两会答记者问透露的数据,201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仅有3亿元。受此影响,2011年,广义政府债务率比2010年有所回落,根据我们的估算,2012年广义政府债务率略有反弹。

易宪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可以预计,在近期内,面对过高的社会融资总额快速增长,相关监管部门很快会采取政策来控制信托和委托贷款快速增长,尤其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春节后,央行的货币政策将会更加谨慎及适度收紧。

吴成良 韦生 张茉楠 巴曙松

债务货币化驱动下的复苏不是真正的复苏,全球金融市场也不应盲目乐观。尽管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趋势性下降,但可以预见的是,“锯齿形震荡”和尾部风险逐步释放将成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常态”。

王勇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

要知道那种“头疼医头”的措施最终会错失治理良机。再次,通过货币政策主动引导货币需求,刺激消费或金融消费,从而助推欧元区经济增长。毕竟,只有欧元区经济恢复增长了,欧洲央行的强势货币政策目标才会真正实现。

工生

认为货币战争难以避免的观点主要基于宽松货币政策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必要性。但其根源不仅在于狭隘的货币政策,还在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贸易改革的可行性不强,一味指责日本是不得要领的表现。

刘胜军

放弃审批制,转向注册制,这不仅是中国股市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而且不会带来巨大风险。只要政治家决心不再让股市成为权贵寻租的乐园,愿意引入充分的舆论监督,实现从审批制到注册制的“惊险一跃”,其实将并不惊险。

孙文松 唐齐鸣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在巴塞尔Ⅲ实施的过渡期内,需要加快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和业务转型步伐:其一,加强资本规划体系的建设。其二,加快资产结构的调整。其三,不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其四,大力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

王德禄

总之,延迟退休、削减预算和恢复制造业这三项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策略,我是不赞同的。影响制定这些策略的主导认识还是经典的经济学思想,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情况和以往大不相同,原有的框架已经没有办法解释新的情况,新经济的因素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于 宁

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大部门制改革的问题实质上体现在不同层面,需要认真梳理。其中,有些是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的前提条件和基础问题,有些是大部门制自身运转中出现的问题,有些是实行大部门制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是大部门制外部环境变动带来的联动问题,有些是地方的共性问题,有些是某些地方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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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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