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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Maria van der Hoeven

国际能源署署长

IEA成立于1974年。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为了应对石油危机,主要关注石油问题,但时过境迁,我想IEA的成员国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需要其他的国家,需要一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当中,而且他们也需要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要合作。

Lee Jong-Wha

高丽大学亚洲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际经济事务高级顾问

美联储退出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将不考虑其政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应该能够帮助亚洲国家应对美联储政策逆转之后的货币动荡。重建美联储与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互换机制将减少货币政策逆转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溢出。

黄志强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

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资本流动管理工具的效力将受到一定影响。因此,新兴经济体应未雨绸缪,统筹规划,在完善资本流动管理的同时,加快经济结构改革,改善经济质量,增强实体经济应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弹性。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西方依靠先到者的优势,主导了话语权,中国的战略突破被塑造成为打破现状的行为。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中国加强对日本和美国的舆论战,通过重塑单个议题的话语权,解构日本和美国先于中国形成的议题主导权。

李良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能源专家

落实《决定》关于“着力清除市场壁垒”的任务还很重,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和大局,依然可以期待石油天然气市场定价,特别是煤层气、页岩气、生物天然气等非常规天然气,一定要全面实行市场定价。

赵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

小城镇发展不如城市并不是世界普遍规律。中国在1980年代提出小城镇大战略。从目前情况看,小城镇符合中国发展需要,但发展并得不好,这已经成为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促进小城镇发展,支持政策是一个要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机制改革。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提炼两次危机的共同点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两次危机存在的巨大区别。从危机爆发初期的情况看,1929年的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和商业破坏要大大超过本次金融危机。但本次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日趋复杂。

周小川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韩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阶段从根本上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必须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厉以宁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总结1979年至今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国在推行双重转型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把这些经验归纳为以下八项。总的来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根据国情进行转型,什么经验都不会产生,也不会有“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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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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