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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刘瑞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

尽管在过去的70年间,我国的科研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一些领域甚至取得了世界性的突破和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尖端科研方面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例如,在代表世界科学尖端水平的诺贝尔奖方面,我国本土环境下培养出的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成果,目前只有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一项获奖。从根源上讲,这固然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阶段有关,但是,也和我们现行的科研体制密不可分。如果不能对这种科研体制进行有效地改革,那么,中国在尖端科研领域的突破依然会受到牵绊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未来的中国市场,不是不要搞房地产,而是房地产要调整发展方向,进入一种“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国内房地产行业今后将发生几种转变:(1)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2)从新城开发转向老城更新;(3)从房地产建设转向房地产交易和服务;(4)从行业高速增长转向常态发展;(5)从行业暴富转向行业薄利;(6)从过去的市场机会转向防范风险。这些转变将会在一种新的城市发展原则——POD原则之下进行。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五普”数据发现,世纪之交时,我国就已经从“政策性低生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发展阶段,进入独生子女成为自觉选择、家庭选择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近20年来观察到的低生育已经不仅仅是人口政策的产物,而恐怕是观念深层变革的结果,即从过去政策限制只能独生到现在家庭自愿选择独生。因此即使人口政策完全放开,这种内生性低生育现象也很难逆转。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不显著恐怕也是因为错过了逆转低生育战略机遇期。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千万不要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就不看国际市场,就转向国内,这恐怕是误解,我们要登高望远,一定要对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浪潮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其实全球化进程虽然减速,但方向不改,趋势不变,同时有很多新的机会。中国要建设现代化强国,一定需要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来支撑。今天中国大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未来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同时要特别加强国际化,提升自己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金融开放非常重要,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需要一些特定的政策机制,来保证开放的过程中,经济金融体系能够维持稳定。金融开放一方面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波动性的增加,如果控制不好金融开放带来的的波动,可能会“得不偿失”,甚至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金融开放中需要避免的。所以,在支持金融开放的同时,需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共同作用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来支持和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刘学智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当前猪肉价格快速上涨主因,是非洲猪瘟疫情与猪肉价格上行周期叠加导致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恢复猪肉市场供需平衡需要短期措施和长期措施相结合,同时有必要及时灵活运用“反替代”效应,即在猪肉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可以多途径尤其是扩大牛肉进口来加大替代产品供给。这既有助于抑制肉类替代食品的价格上涨,还有助于对猪肉价格波动形成“反替代”效应。

王桦宇

上海交通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消费税作为关涉纳税人生活和特定企业组织重大利益的流转税,其改革一直倍受社会大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推进消费税改革需要明确定位消费税的功能和作用。消费税作为辅助型税种,其基本作用首先是组织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其特殊调节作用应进一步突出其引导理性消费和促进节能减排以及与全面“营改增”改革配套优化商品税的基本取向。其次,消费税改革还应注意消费税与其他流转税及相关税种的协调关系,应体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并进行政策引导。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从区块链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的是记账权的争夺,因为区块链的本质就是分布式账本,被看作是“互联网3.0”时代的基础设施。但其之所以仍然停留在讲故事层面,仍然未被大众接受,原因就在于落地所面临的困难。而之所以落地困难,又是因为区块链面临的共识成本高、交易效率低、数据存储成本高和链上链下数据协同技术不成熟等问题,许多企业层面的尝试都半途而废。

李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毕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区块链技术有着分布式、透明性、可追溯性和公开性等特征,适用于促进社会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及服务过程透明化,从而提高政府社会治理数据安全性,推动治理智能化和可信任政府建设。但是,区块链技术在应用于社会治理,带来社会治理模式升级和快速定义治理规则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有害信息在区块链中传播的隐患。因此,应通过事先优化机制设计、加强技术监管等措施,“未雨绸缪”地杜绝有害信息在区块链系统中的传播,使区块链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以2019 年中国着力建设“新型开放大国”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用高水平开放来倒逼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内部一系列体制性和结构性深层矛盾陆续显现出来,并受到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倒逼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与开放相关的改革问题(如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等) 要有新突破,而且与国内发展相关的改革问题(如新旧动能转换等) 也要有新思维。新阶段应该紧紧抓住产权制度的创新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来带动新阶段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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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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