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
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具有企业家经验的经济学人
要怎么实现？成立国家战略投资基金体系。这是一个准市场性的组织，背靠政府性，国家资金引导的体系。本职是用资产负债方式，代替国家的收入方式解决国家战略基金投资的可持续性。这种机制要代替国家拨款，从而可以和市场进行体系相融合，不耽误市场竞争和创新活力。
马华
许昌学院副教授,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自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先后遇到了制度之困、组织之羁和能力之缚等问题。为解决上述困境，“水月实验”“岳东实验”和“南农实验”分别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能力建设三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递进式尝试。回顾、反思三次村治实验的历程，有助于我们发现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机理，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研究”课题组
执笔:何宇鹏 陈春良 叶兴庆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传统村庄在地理边界、人员构成和发展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浙江农村主要在现行村民自治框架下，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村民自治的产权结构基础等方面，对以行政村为单元的村民自治制度进行完善。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领域: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著有《改革的逻辑》等
这些年出现多少风口啊？大量的钱用到有限供给的环节，价格不管你怎么叫喊，价格都会起来。价格一起来，人就会形成预期，预期它还会涨，人们就会追涨杀跌。金融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它会自我证明、自我强化。
朱国伟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行政学基本理论
在价值共创的治理系统中，通过跨治理主体的流程再造，以责任分解促进协同配合的治理体系。使“三叶草”式分布化的治理模式向相互衔接的“整体性治理”转变，由全面管理向流程化、网络化转变，从单一的结果控制转向过程与结果并重控制，从而在治理结构优化的同时，实现整体治理效力提升。
才凤伟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造就了农民工生存的具体情境，这个情境存在着诸多共性，经久不衰的“打工经济”，是农民工创业者进入城市的前提和基础。而伦理导向下的“理性小农”，使创业者的行事原则既有现代理性的特征，也保存有乡村伦理的特性，各种微观与宏观环境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
黄群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一是统一政策标准,分企审批,即制定统一政策标准,使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政策标准作为依据,同时每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案,必须上报国资监管部门审批。二是统一产权管理,建立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产权交易市场,严格执行产权交易进入市场制度,加强产权交易的监管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确保做到混合前公平评估、混合中阳光操作、混合后规范运营。
李永萍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政策
慈勤英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两头走”作为一种新的婚居模式开始在部分农村兴起。基于江汉平原的田野经验，发现 “两头走”是农民的实用主义逻辑的折射，它由农民的家庭人口结构、人情维系之需要以及家计模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而成。但“两头走”这种流动式婚居模式也导致了代际关系失衡、家庭关系形式化、子代家庭负担加重以及父代养老风险增加等问题。
李冰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信息工程、新经济下的创新与创造、知识产权等,著有《创新实践与社会发展》等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要加强和推进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方法的培养引导工作。与中亚、中欧、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地区逐步形成互利共赢机制。从中国不同形式的专利权中，推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建设。从“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中汲取力量。
刘宇赤
中共岳阳市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脱离资源环境保护搞经济建设无异于“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建设搞资源环境保护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