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铉松
国际清算银行经济顾问和研究总监
翻译:何乐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国际金融环境的改善需要被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来进行，其中各国央行过去及未来的决策行动无疑是需要详加考量的内容。而汇率波动更非发生于真空之中，它是全球金融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从更为宽广的背景出发加以理解才是正确之道。
蔡国华
恒丰银行董事长
在全球经济通缩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以及互联网金融业态兴起的背景下,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整个行业正在重新洗牌,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在新一轮的变革中更好地生存下去，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挑战。
刘培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在笔者看来，“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要求的根本体现就是两条，一是让人民群众在充分参与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二是对失能、贫困人口予以必要的扶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展开。
周军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官僚制组织的运行逻辑是通过封闭性、层级化，以及碎片化来建构自身强大的控制体系，从而将一切可以确定化的不确定性吸纳到系统内部，而将一切不可确定化的不确定性拒之门外。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失灵了。
朱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能源经济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纵观1998年以来我国油气体制的改革举措，我国油气体制一直按照“维持行政垄断下推动局部市场化改革”这一逻辑演进。这一演进逻辑的发生并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一是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地位影响政策。二是以部门为主导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制定机制。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油气体制最终朝着“阻力最小”，而不是“最佳”的方向和路径演进。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这次供给结构性改革强调用改革的办法去推进减税，这次减税的操作至少有两个特点，不单是税收政策层面的操作，还要结合税制改革而进行的这种减税的操作，这个是肯定的。
陈忠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当代城市化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集中度、稳定性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城市化将日益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政治后果、政治效应。伦理化是当代政治的重要走向。调整城市发展的目标、原则、战略，建构包容性城市、调整城市间性、完善城市启蒙、注重此在单元，对推进当代政治进步、政治的伦理化具有基础意义。
刘磊
四川大学法学院
街头空间是街头政治得以形成的基本场景，体制目标冲突是其体制性因素，多元社会利益结构及社会矛盾是街头政治的深层次根源。在特定的执法结构中，街头政治得以形成，城管执法成为重新界定规则和重新确定利益格局的政治过程。我们需要在把握街头政治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探求新的城市治理思路，在法治的动态运行中实现城管执法的法治化，解决城管执法困境。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也许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是不想要短痛，这就是为什么推进结构改革非常难。不光中国如此，日本、美国、欧洲，甚至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眼光、有魄力的领导人来做决策，宁可在短期内承受一定的痛苦，以换取更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以短痛换长痛。不然的话，后果很难设想。 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没有失业与破产，似乎是最为稳定的经济，直到系统性风险爆发。我们应该引以为鉴。
尹德挺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硕导,研究领域:流动人口有序管理、老年人口健康、人口学量化方法
首都人口疏解应紧紧围绕“经济利益”、“服务需求”及“发展机会”三大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开展“四位一体”的人口疏解工作,其中,生产是主线,生活是辅线,生态是外围,生机是内核,而建立区域之间、部门之间特别的协调机构和特殊机制,则是实现首都人口分流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