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中国经济修复明显上一台阶，体现在：1、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超过去年同期，本周实现同比增长10.37%。2、全国钢材社会库存持续走低，全国高炉开工率升至70%，体现钢材需求持续上升。水泥、玻璃价格也录得企稳上扬。3、南华工业品指数延续反弹势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也呈现企稳迹象，佐证大宗商品需求预期上升。4、30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保持在去年同期的90%左右，100大中城市土地供应面积的波动中枢仍高于去年同期，土地溢价率未出现异常下跌，这些都表明房地产市场运行基本稳定。

疫情的发生会导致总供需曲线同时收缩，国内外供应链和产业链变得更加脆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和现金流风险快速上升，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发生变化。疫情的突然爆发也会通过流动性、信用杠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心理预期等传导渠道冲击金融体系，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共振、短板和放大效应的叠加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政策层需要在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激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发挥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国政府过去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创造就业和需求会有一个延后期。这次除了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可以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全面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理性的偿还，增加给予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或代缴租金等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医疗卫生的重点从预防为主变成了医疗为主，从强调基层的作用演变成了“以医院为中心”，从较严格的分级诊疗变成了约束较小的自由就医。整个医疗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看病难”与“看病贵”并存的状况。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老龄化社会快速形成，慢性病患病率逐年攀升，无分级诊疗令民众的健康福祉难以保证。本次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战，更充分彻底暴露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在固有问题和疫情后的新形势下，分级诊疗如何发展，成为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

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新冠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也是对官僚体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大考”。“火线问责”作为特殊条件下的激励机制，既应当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发挥规范、整合和训诫官僚体系的重要作用，也需要积极响应社会民意诉求，还可以根据政治考量来适用结果责任。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与技术水平的进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既能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提升，也能通过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来配置要素资源，形成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由此，要素市场化配置将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

在疫情“黑天鹅”引发的粮食供应动荡中，国内大豆市场仍是首当其冲的。3月下旬以来，我国大豆价格涨幅明显，已达五年最高水平。大豆价格的上涨必然带动下游链条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扬，从而整体推高国内农产品价格，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如何建构完善的粮食安全战略机制以备不时之需，成为我国稳定国内粮油市场的燃眉之急。

无论本次疫情如何发展，中美关系的演变都是双向的，未来如何发展取决于美方，也取决于我们自己。不要停留在讨论定性层面(relationship)的中美关系是更好还是更坏、合作还是对抗，也不要停留在观察、评判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而要重视经营社会关联层面的中美关系，也就是那些跨时空存在、与执政者更替相关度低甚至无关的那些关系。疫情之后，寄希望于他人减少点麻烦或增加点帮助都不现实。在我看来，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提高与所有国家在技术标准、交易规则、交易程序方面的互联互通，让“脱钩”成为自我损失的选项。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救助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和财政积极配合，央行救助普遍有财政资金作为承担风险和吸收损失的第一线。从长期角度看，在吸取历次危机教训的基础上，央行和财政的关系不断发展，央行自主实施货币政策，并兼顾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但也需警惕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并因此削弱央行履职的自主性，这将对宏观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央行的特殊性在于多年来一直履行多目标制，这有利于央行与财政的统筹协调，但也对央行的专业能力和资源充足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需要财政对央行给予资金支持。

中国债券市场对国债有着旺盛投资需求，没有必要让央行购买。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向来是利率债供不应求，国内外机构投资者均有着旺盛需求。尤其考虑到目前全球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要么为零要么为负，未来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债需求将会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为抵抗疫情所需的特别国债规模不会太大。即使抗疫特别国债规模达到3万亿元，占GDP的比率也不过3-4%。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发行国债，没有必要让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