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制裁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公私合作日益成为俄罗斯解决重要社会经济问题的优先发展方向：特许协议、生命周期合同和特殊目的企业等公私合作形式成为促进投资多元化、解决预算资金紧缺的有效手段。俄罗斯在住房领域发展公私合作的实践探索，对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于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还不算太高的中国来说，我们要警告的是，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大国，中国要对负利率下的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提前做好准备。一旦负利率使全球金融市场处于危机状态，风险开始蔓延，中国完全可以考虑重新闭合金融系统与世界的联系。这相当于一种临时性的“断电”措施，即在特殊情况下做好切断与外部金融市场的联系，以避免可能的的瘫痪和巨大灾难。

受制于经济、市场体制和外部环境，中国似乎又走入“紧缩-刺激-再紧缩-再刺激”的循环怪圈。要打破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存在的这种怪圈，中国必须改变思路，拓展发展空间，立足于“新丝绸之路”战略来拓展中国的市场空间，这才是对中国有建设性的重要方向。

先秦不同哲学流派提供了不同的回应现代性问题（包括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资源。儒家是否可以结合其他的资源，或者我们是否可以综合不同的资源，都值得考虑。只是，笔者希望，我们应该能跳出唯西方是瞻的迷信，平和地面对传统与现实，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天下生民的福祉做仔细、负责的考量。

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体系下，对国家主权没有明确的限制，而联合国决议缺乏约束力（因为缺乏强力的执行者），各个国家是平等的参与伙伴，不管它认可国家责任与否。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体系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有着根本的局限，而儒家的新天下体系，试图在国际社会建立起一个以道德责任为基础的等级体系，这个等级体系不是依据实力、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应该在某种明确的原则下，依照程序产生的，那些尽责的国家将是国际秩序（包括气候问题）的仲裁者和维护者。

中国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中美近年来战略猜忌增加，美国的战略焦虑感上升，试图借南海等问题制约中国的发展;二是东亚安全二元格局日益固化、相互矛盾，致使发展难以持续，安全出现紧张;三是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叠加效应凸现，历史问题尚在，日本又利用中美矛盾在海洋争议中持强硬立场;四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将中国主权行为与历史上“华夷秩序”相联系，指责中国的“修正主义”行为，致使海洋权益争端骤然升温。

未来，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的投资需谨慎。我们要意识到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不是打败猛虎组织就能够解决的。南亚后殖民国家大多政治生态极不稳定，政权的更替是常态，殖民主义遗留的民族问题，盘根错节的家族政治，政治精英的利己主义，无一不成为南亚发展的致命伤。

中国对中亚外交不可避免地打上欧亚主义的某些印记。中国对中亚外交的自主性不够突出，亚洲文化的特性不够明显，其侧重点主要放在政府外交上，放弃了对中亚社会力量包括亲西方力量的统战工作，其结果是，尽管中国进入中亚地区将近20年，但在中亚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非常脆弱。

可以说，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远远大于机遇。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对于迅速崛起的中国来说，地缘政治方面的障碍在所有障碍中又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科学化要求专业化，专业化才能实现规模化，规模化才能制度化，制度化可以促进分权化。政府工程管理是专业问题，应该由专业机构集中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