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2日，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没有对南海自然资源的“历史性权利”。实际上，败诉结果在中国正式决定不参与仲裁案之时(2013年2月19日)已经可以料见。尽管如此，让中国稍损颜面的结果正式公布后，还是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反弹。裁决结果被认为是“一张废纸”，幕后是美国、日本在进行操控。如此一来，“西方围堵中国”的悲情意识与危机感难免油然而生，联想到目前国际局势，许多人或许开始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6年7月11日，日本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的议席超过了三分之二，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进程似乎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韩国与中国的关系一度亲密，中国抗战70周年大阅兵时韩国总统朴槿惠站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旁也显示了其重要的地位。但是，2016年7月8日，韩美军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难免使人怀疑韩美是在针对中国。

台湾方面，历来台独色彩浓厚的民进党赢得大选，蔡英文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台湾向台海中线方向误射一枚雄三导弹，虽然最终落在澎湖外海，但这种行为难以理解为善意。美国方面的重返亚洲战略一直是舆论焦点，美国不仅计划重新部署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还巩固与日、韩、澳、菲、泰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发展与新加坡、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伙伴关系。

中国将此理解为拉帮结派围堵中国也不是没有理由。另外，自2012年朝鲜金正恩政权以来，曾被认为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中朝关系进展并不顺利，中朝领导人至今没有实现会晤，六方会谈的重启也遥遥无期。如此概观，中国的国际局势并不乐观，试图挑衅、遏制中国的势力不能说不存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当然会获得支持。可是，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国际局势并非只有悲观的一面，这取决于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正如改革开放的推进者邓小平先生在描述中美关系时所阐述的那样，“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去”。换而言之，中国的国际局势有紧张的一面，也有缓和的一面。

首先，从历史的维度出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局势并不是最为糟糕的时期。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分裂、金门炮战、中苏交恶以及珍宝岛战斗、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80年代末国内学潮引发的西方封锁、1991年苏联解体、1996年台海危机等情况都比目前的态势更为恶劣。甚至，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在南海上空的撞机事件这类直接性地、物理性地摩擦在今天还没有出现。

试想，从建国初期国际局势的孤立——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1971年通过“两阿提案”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再到1972年中日建交、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及两岸关系达成“九二共识”，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这一历史进程来看，和平与发展逐渐呈现为时代的主流。当然，谨慎人士强调居安思危的想法也不可否定，但不能过度地解读、渲染危机。因为，过度地渲染危机意识所带来的恐惧感往往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所描述的那样。

另外，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相比于近代史上的中国，中国国力已经产生了质的改变。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成长了约90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军事开支仅约200亿美元，2015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达215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虽然距离第一的美国(5960亿美元)仍有距离，但是远超第三、第四的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沙特872亿美元、俄罗斯664亿美元)。

有观点认为中国是在搞军事膨胀，但这种观点并不实事求是。因为2015年中国的军事支出占本国GDP比例仅为2.1%，而美国是3.3%，俄罗斯5.4%，韩国2.6%，印度2.3%。总而言之，今日之中国，已不是近代史上饱受磨难与屈辱的中国。中国对于自身实力的急速成长和地位的提升需要有客观的认识，而不是偶遇挫折便草率地联想到近代史上被侵略的过去。

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处境也应当按事例、按国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笼统的、贴标签式的去看待。例如，南海仲裁案的问题，要客观的掌握仲裁的性质。此次负责仲裁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该法院成立于1900年，依据是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会通过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中国是原始缔约国之一(1904年加入)。

中国是两海牙公约的原始缔约国。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均有中国清政府的代表与会，并先后签署、批准了两公约。清政府向常设仲裁法院指派了仲裁员。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接受了海牙公约，成为缔约国，并继续指派仲裁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由于中华民国仍保有海牙公约缔约国地位，并继续向法院指派仲裁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未与常设仲裁法院发生关系。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决定“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1972年4月6日常设仲裁法院行政理事会第121次会议决定：授权海牙公约保存国荷兰政府同缔约各国进行磋商，并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在磋商取得结果以前，在年度报告中删去“中华民国”字样和它指派的仲裁员名单。

中国政府于1993年7月15日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致函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恢复在常设仲裁法院活动。同年10月24日，钱副总理兼外长又致函荷兰外交大臣，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两海牙公约。中国恢复活动后的首任四位仲裁员应邀出席了1993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常设仲裁法院首次全体仲裁员大会。

但是，常设仲裁法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它只有一份由成员国提出的仲裁员名单，甚至可以接受个人的诉讼，因此其判决结果既没有实质意义，也没有执行者。因此，此次南海仲裁案的判决书虽然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但也提到“不划定当事双方之间的任何边界”，“对菲律宾海军与中国海军和执法船只在仁爱礁的对峙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管辖权进行审议”。在国际常设法院(二战前的国际联盟)和国际法院(二战后的联合国)建立后，常设仲裁法院由于长期缺乏案源，其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减小。

目前，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司法机关是国际法院(办公点与常设仲裁法庭同在荷兰海牙的和平宫)，但即使是国际法院，美国的态度也是依据各别案件的情况再决定是否接受裁决。因此，中国对于此次没有实质意义的常设仲裁庭的判决只需陈述道理，没有过激反应的必要。与周边主要国家的关系，也要具体分析。例如，美国方面，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首次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从美国内政的角度而言，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可以说是依存于中国的经济，这是牵制美国对中强势外交的重要力量。

而对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也无需过度解读，因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实质上从未离开亚洲，又何谈“重返”，近期的重返亚洲战略只是量变而不是质变。如果过于重视军事对抗的层面，则可能出现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间处于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状态”。但新旧大国交替的权力转移过程中，依旧有未爆发战争的数次先例，这取决于当事国的策略与智慧。

另外，也不能忽视中国与东盟的积极关系，这在南海问题上非常关键。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重要成果。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并在2014年11月13日，第十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主席声明，重申将致力于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在协商一致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而且，东盟各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非常需要亚投行的资金支持，因此与东盟的积极关系是值得期待的。至于日本，修宪势力虽超三分之二，但是修宪势力内部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社会层面的反对声音依旧强劲，修宪门槛依旧非常高。并且美国也不希望日本将政治资源投向修宪，认为日本应该致力重建经济，但日本的经济又与中日关系走向关系紧密，毕竟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台湾、韩国方面也与日本相似，中国的稳定发展对于台湾、韩国的经贸也至关重要。如果考虑到民主国家选举中，良好的经济施策往往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就可以理解中国并不是他们要瓦解、侵略的对象，而是合作与竞争的对象。如此看来，国际局势即存在不利于中国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有利于中国的一面，需要全面的看待。但是，也需注意到，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局势大多是良好的中国经济状况带来的，那么中国未来的课题就变成了——如何有序地维持经济发展、有效地在国际社会运用经济实力、除了经济合作外，中国还能为他国提供些什么?[page]

二、民族主义与国家发展

民族主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并且存在很大的争议。此次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出炉前后，关注时事的人群之间开始流传中国军队调动及军演的视频(可能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拼凑)。其中，东风21导弹车驰骋高速开往三沙市的视频甚是使人兴奋(三沙市位于西沙群岛，未通高速)。“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声音一度占据主流的言论空间，但也有一些谨慎人士对这种兴奋状态持批评的意见。

实际上，民族主义的功过难有定论，特别是在讨论近代后发国家的情况下。近代后发国家往往存在被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殖民的历史记忆，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百数十年间，民族主义是诸多后发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发展的一支强心剂，显现了威力无比的一面。因此，如果过于苛刻地批评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引发当地更加激烈的反弹——不仅只有欧美先进国家的国民才重视尊严与光荣，相反，相比于欧美国家，尊严和光荣对于后发国家的人们而言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可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不断爆发的战争也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兴奋的民族主义情绪至少存在两个明显弊端。第一，可能造成社会秩序、甚至是政治秩序的混乱。当社会层面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度兴奋时，例如2012年中国反日游行中砸车、伤人、捣毁商场的场景就会出现，使原本合法、合理的游行变成了一种悲剧。而过度兴奋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在国家特殊群体时，则可能危及国本——稳定的政治秩序。例如，二战时期日本激进的少壮派军人在“尊皇讨奸”的名义下发动兵变就是一例，史称“二二六事件”。

第二，可能牵制本国的外交决策，并成为他国鹰派进行煽动、攻击的材料。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直接或间接地都会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强弱程度因决策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兴奋的民众采取威慑本国外交的方式(例如过激的批评、抗议游行、攻击政府部门等)，外交工作人员将可能因为承受过重的压力而失去外交的弹性空间而导致相对不利的结果。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义和团事件”就是极端的例子，爱国青年的情感本无可非议，但最终是否带来了实质性的国家利益则值得深思。

另外，一个国家过于兴奋的民族主义言行，反而会成为他国鹰派进行舆论宣传的材料——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流通非常之快的今天，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一件小事或是一段影像，可能快速地传播至他国。例如，2012年中国反日游行中过激、不甚光彩的影像资料被日本的电视、新闻特写报道后，日本的鹰派会得意地对稳健派说，看，这就是你们一直强调要友好交往的中国?这种情况下，中间派的人士可能会选择赞同鹰派的主张。

反观此次南海仲裁案的情况，民众在表达民族主义情绪时虽有瑕疵，但是整体上呈现逐渐成熟的倾向。例如，社会层面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骚动(2016年7月12日中国游客在仲裁庭前有过标语抗议)，更多的年轻人也开始站在国家的角度甚至地区、世界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只是盲目地寻求情感的宣泄。随着全球化、地区合作的推进，以及跨国界因特网信息社会的形成，人、财、物、思想相互流通的各类大小网络得以快速构建。在此背景下，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呈现出必然趋势。

虽然，目前还没有做到言者畅所欲言，闻者虚心坦怀的理想状态，但是如果以历史的时间轴作为参考系，相比于王朝时代、改革开放前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已有长足的进步。总而言之，中国在不断地进步与完善，同时也存在种种棘手的问题，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在这过程中，内政的稳定、有序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基石，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也是中国继续前进的重要条件，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内政，外交时常是内政的一种延伸。

因此，民族主义即是内政建设的一种动力，也应该有其底线——不能伤害内政的稳定，尽可能不使外部国际环境恶化。有观点认为约束过激的民族主义当属法治，但我们也应该思考民族主义的真实内涵，是否是一种自强不息、反躬自省，而不是指责他国短长的精神呢?面对南海仲裁案的问题，如何重新思考民族主义依旧是中国的一个课题。

三、大国理性与亚洲未来

近年，中国外交时常被“挑剔”的民众所诟病，例如“要补钙”、“只知道谴责”等话语都时有耳闻。如果细致观察的话，此次面对南海仲裁案，中国外交的对应却不乏沉着与稳健，展现了足够的大国理性。例如，裁决结果公布后，新华社快讯的反应是“对此，中方多次声明，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此处，中方强调的是阿基诺三世政府，而不是菲律宾或是菲律宾现任政府。中国外长王毅在谈话当中，也陈述了类似观点。他说道，“中方注意到菲律宾新政府最近做出的一系列表态，包括愿同中国就南海问题恢复协商对话。中方乐见菲律宾新政府以实际行动展现改善中菲关系的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菲关系尽快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

南海仲裁案的发起在2013年，当时菲律宾是阿基诺三世执政。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前夕的2016年6月30日，阿基诺三世卸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一职，杜特尔特(任期6年，母亲的祖母是一名华人，其本人也声称中文可以听懂)以600万票以上的差距赢得大选，接任成为第16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在竞选期间表示，愿同中方一同开发南海，如果中方愿意帮助菲律宾修建铁路或其他基础设施，就会搁置南海主权争端，并反对国际仲裁。当然，竞选期内的发言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竞选需要，可能出现左右摇摆，并不能成为足够的凭信。

但是，在已确认当选后的2016年5月21日，杜特尔特在与经济界人士的对话中明确表示，菲律宾将不参与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作战，并且不会与中国在南海的吹填作业进行争执。他还透露，在当选之前就已经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进行过接触，并且得到了中方将投资菲律宾铁路的许诺。可见，中方与杜特尔特在桌面下的交涉早在进行，显然，中方认为杜特尔特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可以进行争取的对象，所以仲裁结果公布后的发言中措辞非常微妙。虽然这并不代表南海冲突在短期内可以得到解决，但至少表明了中方在面对棘手的南海问题时，并没有武断地将军事冲突作为解决争端的第一选项，这是中国的一种大国理性--当然，外交交涉采用何种手段(威逼、利诱、文化价值吸引力)则另当他论。

关于军事冲突的问题，日本原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中国正在加速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试图在东海、南海扩大支配权。他衷心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实力、更加有道德的，通过国际合作维护世界秩序的大国，千万不要重蹈二战时日本的覆辙。五百旗头先生的真意在于提醒中国不要用军事力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因为这可能得不偿失。而中国在此次南海仲裁案中所表现的大国理性可以说达到了合格标准。

正如《中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中强调的，“中国愿同有关直接当事国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包括在相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7月12日会晤欧盟领导人时也强调，“我们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并且，习近平主席表示希望顺利推动2016年9月杭州20国集团峰会的召开，孰轻孰重已一目了然。

另外，针对2016年7月8日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大规模军演，中国将会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猜测甚嚣尘上，但是2016年7月12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日前在南海开展的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做出的例行性安排。在仲裁结果宣布当天做此回答，难免有“打一下、拉一把”施加压力的嫌疑，总体而言，冷静、稳健地处理南海仲裁案的基调基本已经形成。

习近平强调，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一贯维护国际法治以及公平和正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page]

同时，海外有观点批评中国的大国理性带有强烈的古典现实主义色彩(摩根索式的权力政治)，并且不遵守国际法。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中心，各国均以自己的利益为目标展开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利益始终是衡量国际关系的永恒标准。换而言之，这种批评的声音无非是在质问，中国是否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而完全忽视了他国的感受?为什么中国采取的行动时常与国际社会的准则背道而驰?

如果仅仅从南海仲裁案的对应来看，中方即强调了互利共赢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根据国际法协商解决，但为什么免不了被批评还落得“恶人”名声呢(美国甚至没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这或许与中国对外的表达方式、行动方式过于生硬有关，也或许与中国内政方面的问题有关--谁知道是不是指“外”骂“内”呢?总之，如何改变国际社会中自己的“不良印象”，恐怕是一个崛起大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算，中国的GDP将于2024年超过美国越居世界第一。尽管只是理论推测，但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潜质难以否定。那么，暂且不论全球范围，至少亚洲地区的未来命运可以说与中国的走向息息相关。在英国公投退出欧盟，东亚共同体还是水中月镜中花的今天，地区合作、区域一体化似乎成为了一种值得怀疑的理念。

但是，概观世界史，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至今，太多的国家、民族、个人饱受战争、灾害之苦，因此，区域一体化的理念在消除战争的危害、共同治理灾害、合作面对金融危机、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及犯罪等意义上而言，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快速成长的中国应当开始诚挚地考虑，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大国，如何构建一个各国都能分享“利益”的亚洲秩序。在这条道路上，难免出现摩擦、分歧、不信任、对抗，中国该如何自处?这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古典名著《春秋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或许仍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