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式建国的60多年来韩国一直面临着困境。这一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韩国国际参与方式的综合象征。

虽然韩国努力使其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国际化”但是，韩国与北方邻国朝鲜的关系，韩国与地理上临近的或对朝鲜半岛有密切兴趣的主要大国的关系，仍然代表了该国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然而，它们不应该，并且确实无法代表韩国对外关系的全貌。韩国在更广阔的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东南亚确实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以及自身在变化中的地区和全球秩序中的地位，韩国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识是不断发展的，这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学术文献指出，中等强国和小国受到限制，但当它们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时，也存在选择权。“中等强国”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但“硬实力”（军事实力和自我防御能力）和软实力（有创造力的外交潜能）的组成部分必须被考虑。

乔纳森·平（JonathanPing）把定义的方法划分为3类：统计的、规范的和行为的。统计的方法通过评估人口、地理面积、军事能力和经济规模等指标，在可量化的层面确定一国的地位。

规范的方法是对可感知的能力的看法，意味着对一国在各方面地位的主观判断很难被量化分析。“治国之道”或者采用乔纳森·平的术语“中等强国的特性”（middlepowermanship）寻找国际体系中这些国家行为的相似性。

韩国学者朱在宇（JooJaeWoo）在仔细研究现有文献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应该考虑大量的特征，如经济成就、作为民主国家被承认、有较强地区导向的对外政策和国际领导权。

根据朱在宇的分析，韩国已经足够满足了作为“中等强国”的标准，如经济实力民主国家的地位以及作为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身份。

虽然观察家们可能会争论其民主的程度，但韩国显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即使这不应是符合中等强国的必要条件，因为一国可以被认定为中等强国，而不必是民主国家。更重要的是，一国是否能够在地区环境下被邻国看作是一个重要行为体。

中等强国能够在这一更加难以确定的层面获得优势地位。

戴维斯·博布罗（DavisBobrow）和斯蒂芬·陈（StevenChan）在他们的分析文章中使用的词汇是“非主要强国”（non-majorpowers），“问题不是一国拥有什么，而是它怎样做的，也就是说，一国用它所拥有的或没有的做了什么。”

因此，本文中使用的“中等强国”这一术语意味着3部分内容：

（1）重要的但不是压倒性的军事实力

（2）一定规模的经济力量

（3）至少在地区层面有效开展外交影响力的能力

应该指出的是，“中等强国”这一术语指的是“半外围”国家，这一概念被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分析得较多，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atein）因为“半外围国家”这一术语几乎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拥有一个专门的经济含义，而本文的讨论不仅关于韩国在经济层面的实力，还关于其在外交、军事，甚至文化层面的实力。

那么，按照上文提出的定义，韩国可以被界定为中等强国吗？

答案当然是可以，韩国的经济和军事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

虽然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短暂受挫，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放缓，但韩国已经成为并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到2012年，韩国已经成为世界前10位的贸易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韩国人均国民收入22,670美元，超过葡萄牙和沙特阿拉伯。

韩国在15年前就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成为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并且，韩国提供的海外发展援助越来越多，2010年和2011年在全球支出了超过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韩国也是一个地区和全球投资者，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韩国2011年对外投资总额达1710亿美元之多，接近澳大利亚的水平。由于大财阀联合有目标性的政府基金，在研发领域进行投资，兴起有附加值的制造业生产链，作为一个技术强国，韩国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三星、LG、现代汽车集团和其他几个优秀财阀已经成为全球行为体。2012年年中，韩国人口达到5000万，如有些韩国人所称：成为“20-50俱乐部”的第七个成员。该俱乐部是指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元，并且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

此外，韩国军队拥有655,000名士兵，2012年的军费预算位列世界第十二位并拥有现代化的军事力量，预测和规划能力越来越强。

虽然与其邻国，如中国和俄罗斯（甚至是朝鲜）相比，韩国的军事力量显得有些“薄弱”，但在更广泛的亚太和国际环境下，韩国确实达到了中等强国军事能力的标准。

韩国是所有重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亚峰会（EAS）和东盟地区论坛（ARF）。

但是，按照乔纳森·平的划分方法，韩国能够达到追求有效的中等强国外交的最终标准吗？韩国主办了两次国际峰会，一次是2010年10月的新20国集团会议，另一次是2012年3月的核安全峰会。

并且，韩国平昌成功申办了2018年的冬季奥运会。这些都表明韩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定的分量。但中等强国外交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韩国在东北亚之外试验性地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

2014年12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与东盟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纪念韩国与东盟地区团体建交25周年。但是，韩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及其与东盟的关系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地区化和地区主义。

第一，韩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参与该地区事务的程度，表现为韩国与地区各国在对应方面的交流互动。由于东盟在地区主义发展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二个因素是韩国与东盟的互动程度，以及影响这一进程的程度。

一、韩国与东南亚的联系：贸易、援助和投资

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在政治和外交合法性方面进行着强烈、持久的竞争，表现为在增强各自国际地位方面的竞争，特别是通过获得外交认同以及成为地区和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朝鲜半岛南方的韩国都“几乎很少努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但在放弃自身类似西德的“哈尔斯坦主义”之后韩国必定会努力改变只与美国和日本联系的状态，虽然这两个国家仍然是重要的伙伴国。韩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对北方朝鲜的政策中越来越少的反共言辞，都无疑有助于其改善与外部的联系。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经济外交和外交实用主义”成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明确特征”，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韩国似乎逐渐赢得了与朝鲜的外交斗争。20世纪90年代，这种实用性的外交政策开始以两种新的方式出现虽然这两种方式不完全兼容。

第一，渴望被西方先进国家，包括日本平等看待，1996年韩国被允许加入经合组织象征着这种认可。

第二，试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如积极参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及为发展中国家设立韩国自己的经济合作基金。但是，90年代的外交实践表明，韩国离世界经济的“顶级俱乐部”越近，它就越难实现第二种角色。

并且，在金泳三总统任期内，“调解”或“桥梁”角色的词汇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调韩国在下个世纪成为“第一流的国家”。自从韩国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经济联系，这些联系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因为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持续飞速发展。

韩国缺乏自然资源，这意味着其需要依靠从海外进口必需的原材料和能源。虽然大部分能源来自中东，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也从印尼和文莱进口能源，并且亚太地区提供了其他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1997年韩国大约10%的进口产品来自东盟国家，约14%的出口产品销往这些国家。

虽然韩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在90年代有显著提高，但东盟在韩国总贸易额中的份额一直在10%左右波动，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2012年，东盟仍然只占韩国总贸易额的12.3%，但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团体已经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位于中国和美国之后。

人们能够强烈感受到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力，依次取代日本和美国，中国在2004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2012年，中国占韩国总贸易额的20.2%，成为韩国的绝对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说，尽管中国崛起，但在美国，特别是日本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韩国已经作为贸易伙伴拥有了自身的位置。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积极支持对外直接投资，韩国公司才开始在海外进行一些重要投资。韩国希望利用地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生产出口第三方市场的产品，东南亚地区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自90年代早期开始，东盟在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再增长并且实际上开始缓慢下降，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00年的9%，中国再次成为替代者和受益国。

然而2005-2010年，韩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多样化生产，并需要保证中国之外的资源供应，东盟的相对重要性缓慢增强，以致2010年和2011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约17%流向东盟国家虽然这只占东盟吸收的对外投资总额的约4%。长期以来，韩国对流入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持限制态度，但自加入经合组织后最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促进并吸引投资已经成为韩国政策制定的一个特征。

韩国吸收的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美国和欧洲，但日本仍然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投资来源国。东盟地区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重要投资国。

韩国一直是美国、日本、欧洲和其他地区发展援助的重要接受国但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也开始向亚洲邻国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海外发展援助ODA，虽然韩国援助的数额仍然较少，1996年的数额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03%，2011年只有0.12%，但21世纪头10年韩国全部发展援助中的30%到40%流向亚太地区，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柬埔寨是主要的接受国。同时，韩国政府承诺2015年之前将ODA份额提升为GNP的0.25%，虽然这仍然低于ODA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平均水平。

此外，除了经济援助，专业技术和培训也很重要。据韩国国际协力团（KOICA）主席所言，几个亚太国家已经表示希望学习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韩国希望通过这种援助缩小亚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明显感觉到来自经合组织，更多的是接受国的压力。

二、韩国与东南亚的联系：政治、安全和文化

虽然20世纪70年代之前，韩国与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是个例外，直到1992年才正式建交），但韩国与亚太地区产生政治和安全联系相对较晚。韩国努力争取将这样的关系作为与朝鲜争夺合法性的重要部分。

1949年到1975年的不同阶段，韩国与东盟的5个创始国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一直没有积极参加东盟这一地区组织。1989年，韩国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国；1991年，双方建立了全部对话伙伴关系。

从此，韩国成为东南亚地区会议的常客。除了每年的对话会议，韩国还于1994年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发起国。韩国与东盟的定期峰会始于1997年。2004年，韩国与东盟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10年，双方同意将韩国与东盟的对话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2年10月，韩国驻东盟第一任大使正式就职。在安全层面韩国必然十分关注朝鲜的传统和非传统威胁，还担心日本增强军事实力，以及近期中国的海上活动。

因此，几十年来，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已经成为韩国安全政策的主要特征。虽然在1965年以后，人们有时会说韩国与日本存在一种“准同盟”的形式，但韩国对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安全合作仍然持保守态度。朝鲜战争期间，台湾方面向韩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除了军事训练项目，双方的安全联系一直有限。

虽然韩国像日本一样对保护海上航道有很大兴趣因为它的很多进出口运输（特别是能源进口）需要经过东南亚水域，但它还是将这些广阔地区的安全管理主要交给其盟国美国，因为美国拥有更加强大的保护能力。但是，韩国已经逐渐开始扩展自身的军事力量，并且自2009年一直派遣海军船只参加多国力量在亚丁湾对抗索马里海盗的行动。

韩国还定期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PAC），与美国及其他地区海军力量进行双边演习。2012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中，韩国有3只海军船只参加，新加坡派出了1只船舰。

实际上，韩国直接参与东南亚的安全问题只发生在冷战时期，这产生了复杂的遗产。在朴正熙总统统治下，1965-1973年，韩国派出了326,000名士兵和10万劳工参加了越南战争，电影“雷霆战争”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毋容置疑，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死在韩国士兵手上。

作为对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韩国的一种“回报”，韩国已经表现出与其盟友美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团结，同时保证了其经济从美国军事援助、贷款、技术和市场准入中获益。

但是后来，苏联解体，越南在1975年重新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之前，“新”越南与韩国一直没有任何联系。最后，虽然越南方面还有一些痛苦的记忆韩国和越南最终还是于1992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韩国在冷战结束后，以及1991年被批准加入联合国后，在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中表现积极，并自1999年开始对联合国在东帝汶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开始是作为国际力量的一部分，自2003年作为联合国执行力量的成员。

韩国最初是派出了400名步兵，后来超过3000名韩国士兵参加了在东帝汶的第一次联合国维和行动。

虽然韩国已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联合国维和任务中作出了贡献，但还没有参与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近年来，学者们和评论家们都对“软实力”的概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这一概念是“硬实力”的补充或替代。

这一新概念使得韩国与亚太地区在文化上的重要联系具体化了，即目前众所周知的“韩流”（hallyu）。韩流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韩国流行音乐，后来通过电视剧和电影传播开来，现在已经成为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包含韩国文化的一种现象，包括韩国美食、习俗，甚至传统服装。

韩流起初影响的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后来覆盖到日本和中国内地，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韩流已经被证明不仅是一种经济加速器，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高级的韩国外交手段，曾被认为是“以更适宜的方式改变了韩国和韩国人在海外的形象”。

韩国前外交部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把这看作是为韩国赢得尊重的一种途径。据一位韩国文化政策官员所言，在宣传韩流的过程中，韩国已经“从一个文化的接受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韩国出入境的旅游者人数也在增长，2011年，380万韩国人去东盟旅游，120万东盟人民前往韩国观光旅游。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东南亚的烹饪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但是东南亚与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对等，从韩国传播到东南亚的文化信息更加强烈并流行。

三、APEC与地区愿望

韩国前外长李东元负责了韩国第一个地区倡议——亚太科学中心协会（ASPAC），他在自传中提到，“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韩国主导成立了一个国际机构”。

ASPAC是10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试图合作建立的一个亚洲的“和平变革”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66年，1972年停止运行。韩国再次积极推进地区合作似乎是在几十年后。韩国学者俞贤锡（HyunSeogYu）认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一直都对地区合作漠不关心”。

虽然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韩国对广泛的亚太地区置身事外，因为双方的经济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密切，但这确实引出了一些问题，即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加深对更广泛的地区事务的参与，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是否在参与地区合作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果是这样，地区和韩国自身最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虽然韩国与亚太地区及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起的ASPAC联系不断增加，但韩国在随后的地区合作与地区组织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

1982年，韩国总统全斗焕提议举行一个地区领导人峰会，但是仅得到一些礼貌性的回复，并没有实质的承诺。于是，韩国不得不参与与商业有关的地区组织，如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以获得自我满足。

这一情况部分反映了与美国的同盟在韩国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但也部分反映了亚太地区内地区机构建立的进程缓慢。这一状况发生改变是在1989年初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BobHawke）访问首尔，提议建立一个亚太经济合作（APEC）论坛。

霍克的提议得到韩国方面的热情回应，但他盘算的是，在东盟国家看来，韩国的威胁较小，由韩国出面促成此事比较合适。虽然依托了更早的地区倡议和组织，但APEC还是在官方参与的层面发生了质的转变，它试图成为第一个广泛地区的政府间组织。

1989年末，韩国帮助澳大利亚成为参加APEC创立部长会议的11个国家之一在保持与美国联系的同时，韩国需要逐渐使其外部联系多样化，除了适应这一需求，APEC还为韩国带来其他3个益处。第一，有助于给予韩国政治合法性并为其提供了摆脱“亚洲孤儿”形象的机会。

第二，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韩国发展了有益于政治的体育联系，为韩国发展与中国的联系提供了机会，因为韩国官员机敏地与中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方面协商，确保这3方都能够参加1991年在首尔举行的APEC部长会议（韩国与中国最终与1992年正式相互承认）。

第三，韩国相信，通过与APEC内其他中等国家或小国联合，能够在与更大的贸易伙伴协商中增加讨价还价的砝码。在APEC建立的早些年，韩国在遵循总的发展趋势方面几乎没有困难，即建立一般的原则，以及对话多于行动。

但是，1993年美国担任主席国时，在其推动下，APEC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政府代表的级别提升至国家首脑，并举行领导人峰会（这一实践目前已经成为常规），并努力使该组织转变为一个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有力机构。韩国的态度从热情转变为更加复杂。

韩国人毫不费力地接受了举行峰会的想法，因为这为韩国总统提供了另一个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机会，或者APEC可以在冗长的关贸总协定对话中，被用作抵抗欧洲人的“武器”。

但是他们并不确定要全力以赴地实行自由化目标，1994年、1995年和1996年的APEC会议发布的宣言都表明了这些目标。

无论韩国经济朝何方发展，APEC的贸易自由化想法与韩国经济的发展趋势都将逐渐一致，但韩国还是保留着对大米市场的高度保护政策，对大量日本产品采取特别禁令，并普遍抵触外国投资。

它担心本国市场将被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低价制成品所占领。但是，随着接下来的几年情况变得明确，韩国不是唯一担心美国式自由化目标的国家，实际上，它远不是最担心的成员国。

APEC的自由化目标被分成两类：2010年是先进国家的完成时间，2020年是发展中国家的期限。由于韩国即将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它宣称自己应该按照后面的期限，但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韩国最终被纳入“先进”国家。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韩国自身的困难使得韩国人对APEC不再抱有幻想这种状态可以被描述为APEC发展的第三阶段，该阶段的组织似乎失去了方向。

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总统金泳三于1997年10月在温哥华参加了APEC会议，但他寻求援助的提议大多被置若罔闻。其他APEC领导人同情地聆听着，但只能在言语上提供“道德支撑”。金总统失望地回国，没有其他选择而只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

当然，韩国的例子并不是APEC在1997年面对的唯一难题，这证明该组织无法为其他困境中的成员国提供太大的帮助。当金大中总统参加接下来的APEC峰会时，他利用这些机会强调，韩国经济已经转变为真正的开放，他把外国投资看作是韩国经济复苏计划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但是，在全心全意加入强烈支持自由化的国家团体后，他发现这一团体是APEC内更加小规模的少数，因为很多成员国明确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过度开放的危险性的证据。因此，对金总统来说，APEC会议更多的是作为与主要伙伴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的途径，而不是为韩国经济带来持续的快速的利益的论坛。

一些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整体经济规模使其处于APEC的“中间”地位，具有在APEC内“调和”朝鲜经济关系的必然潜力。

但是，金融危机消弱了韩国的可靠性，使韩国失去了在APEC内担任这种角色的可能。美国的9.11事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APEC，使其步入发展的第四阶段。

与政治和安全相关的问题，如恐怖主义战争相比，经济合作的缓慢进程至少暂时显得无足轻重。但是，虽然美国领导的一些国家希望利用APEC会议讨论更加政治性的政策，但其他国家坚持认为，APEC应该继续关注其起初的经济功能。

在卢武铉总统执政时期，韩国没有在这一争论中表达强烈的立场。因此，2005年韩国在釜山主办APEC峰会，反映出韩国试图平衡这两种观点。

结果在韩国的主导下釜山APEC会议关注于3个议题：恢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协商，打击恐怖主义，以及防御禽流感。此后，APEC继续保持相对低调的方式，默默地接受一个事实，即其2010年目标并没有实现，只是偶尔呼吁地区利益。

实际上，自2011年，地区利益，至少在一些APEC成员国间已经转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概念，这是美国主导的，意味着特定地区国家间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早期论坛。韩国仍保持对APEC的兴趣，李明博总统和朴槿惠总统都参加APEC峰会，但并没有提出任何特别的倡议。

此外，2010年底，韩国首次表示有兴趣加入TPP的协商，2014年1月，朴槿惠总统再次重申了这一决定。2012年3月韩国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与实施会使得这一进程更加容易。

但是，东盟于2011年提出了一个重要倡议，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该倡议旨在提高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广度和深度，这将成为美国主导的TPP结构的竞争。

TPP与RCEP在成员和目标方面肯定存在重叠，但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不同要求可能使得韩国这样的国家陷入困境，哪个应该被优先考虑？

四、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和EAS

20世纪90年代，除了APEC，韩国还参与了其他两个地区团体，不仅表明了对该国国际地位的承认，而且为其对外关系多样化提供了途径，它们是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盟+3会议。

冷战的结束在亚太地区引发了一场有关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讨论。回想起当初欧洲就此问题进行的激烈争论，亚太地区的决策者们和活跃的“第二轨道”学术网络选择讨论主要的问题。

拒绝了太接近欧洲经验的模式，东盟决定在其现有的对外对话安排的基础上创立东盟地区论坛，首次论坛是在1994年。该论坛最初有17个成员国，韩国也在其中，目前已经发展为25个成员国，朝鲜也加入了。

每年的年度会议，以及各成员国间的会议间歇工作会晤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数量像中国和东盟成员国这样谨慎的成员国也会感到自在舒服，重要的是这一组织首次将这么多的地区国家聚到一起讨论安全问题。

虽然东盟地区论坛关注的更多是与东南亚有关的问题，但韩国有时也能够在此提及朝鲜半岛问题。但在1994年7月的会议上，当时朝鲜半岛“核危机”正处于关键阶段，ARF并没有达成对韩国有实际价值的一致立场。后来的会议主席在论坛年度会议的总结声明中，仅限于发表了一些相对缓和的言论，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需要对话，号召和平解决半岛核危机。

在东盟地区论坛组建时，朝鲜确实向东盟询问是否可以成为成员国，但被告知除非朝鲜在核视察问题方面表现良好，否则不予考虑。大多数ARF的成员国认为，“朝鲜如果要加入，应该先与韩国改善关系”。

但在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下韩国积极支持朝鲜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并在2000年，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平壤举行了史无前例的“韩朝峰会”，随后东盟允许朝鲜参加了2000年7月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然后东盟继续坚持其在ARF内的外交中心地位，该组织仍然投入相对较少的精力来考虑东北亚的安全问题。

虽然每年的ARF会议为朝鲜外长与韩国、日本和美国外长的双边会晤提供了机会，但朝鲜官员通常表达反对意见，这意味着，ARF对他们的导弹和核试验至多只会表达一些温和的言论，不会有实质行动。对韩国来说，ARF一直是其对朝鲜发展表达担忧的一个论坛，对该组织的期望较低。

就获得的威望与承担的行动来说，韩国政府参与另一个地区论坛——东盟+3更加有效，自1997年底以来，该峰会每年举行一次。这一形式超出了“东亚经济团体”的概念，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议将其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小组”（EAEC）。

为了与澳大利亚提议的APEC抗衡，EAEC将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排除在外韩国是有意参加的成员之一，但是它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是强烈反对这一概念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安排1991年的APEC会议在首尔召开，这实际上是想游说韩国反对EAEC，但韩国并未表态。

由于其他东盟成员国并不热心，这一概念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96年意外地与欧洲创立了一个新的地区间对话小组——亚洲会议（ASEM），参加该会议的亚洲国家几乎就是起初设想加入EAEC的那些国家。

受到这一先例的鼓舞，以及亚洲国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对西方国家的防御心理，马哈蒂尔成功说服其东盟伙伴国，1997年的东盟领导人峰会期间应该举行一个单独的会议，要求日本、中国和韩国领导人参加。日本首相在1987年已经被邀请参加东盟峰会，但中国和韩国是首次受邀参会。所有的韩国总统都参加了这一峰会。

1999年12月于马尼拉举行的东盟+3峰会是值得纪念的，因为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提出建立“一个东亚共同市场，一个东亚共同体”，但在实践层面更重要的是，韩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和中国总理进行了首次三方会谈。

后来的领导人几乎每年都举行这种非正式的三方峰会，并且自2008年，这种三方会晤经常独立于东盟+3议程。会晤主要关注的是经济问题，并且言辞多于实质行动但在2012年的峰会上三方达成协议，就建立三边自由贸易区（FTA）进行会谈。

后来的双边紧张态势降低了中国和韩国的热情，2013年的三边峰会中断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遭受了金融危机，东盟仍然足够重视韩国将其作为东盟+3机制中与中国和日本同样重要的参与者。

悲观的观点可能认为，由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特殊的政治地位，如果东盟想要包括其他国家来平衡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强国，东盟其实没有其他选择至少可以说，是因为韩国在亚洲金融遭受的打击为韩国提供了机会。

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影响是，提升了东亚的地区主义利益，而不是广泛的太平洋地区或西方主导的地区主义韩国参加东盟+3最初的非正式协议的时机正是该国处于经济低谷的时候，这正证明了金大中政府外交的成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的地区地位并没有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显著降低。后来的一个相关地区倡议专门为韩国提出了想法，即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AMF），或者是非西方大国主导的类似地区“自助”金融组织的形式。

1997年9月，日本最先提出创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但在美国强烈反对后被搁置了。

很明显，美国担心此举会削弱IMF的影响力。金泳三政府起初是支持日本的提议的，但后来不得不寻求IMF的援助，金大中政府接受了IMF的一揽子计划对AMF的想法没有进一步行动。

相反地，韩国同意参加所谓的“清迈倡议”，这是2000年成立的一个货币交换机制，其参与者在随后几年持续增加。韩国成为在日本和中国之后的第三大净援助方。现在重新命名为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该机制还未经考验，很多方面如监管以及与IMF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在东盟+3内部，韩国有时被东盟国家视为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和政治强国间发挥了有益的平衡作用。此外，随着东盟+3进程作为一个磋商机制逐渐变得更加制度化，韩国也在以下两个方面变得更加活跃。

第一，通过政策建议，韩国前外交部长韩升洲（HanSung-Joo）被任命为东亚展望小组（EAVG）的主席，该组织是金大中倡议建立的，以扩展在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的合作。

EAVG及其附属的东亚研究小组（EASG），为东盟+3进程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看法和政策措施，包括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后来创立了东亚峰会。

第二，韩国帮助协调3个东北亚成员间的合作政策，如在环境、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卢武铉的概念，即：使韩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商业枢纽。在卢武铉任期届满之前，他参加了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开幕式。

EAVG的报告号召，随着地区合作环境成熟，将每年举行一次峰会作为中期目标，但2004年步伐加快了，达成了协议成立东亚峰会。在东亚峰会中，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了东盟+3。

这一新团体成员存在多样性和有争议的特质，这就意味着，虽然参与的领导们同意创立东亚峰会，作为“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广泛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对话的论坛”，但是其角色和未来方向仍然相当模糊，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加入后，这种状况有些增强。

五、总统权力和视角

奥兰·扬（OranYoung）在分析国际制度性商谈时指出，“对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协议来说，领导权是商谈过程成败与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虽然他按照一定的特征划分了领导权的类型，但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强调领导权在国际和地区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总统的确喜欢在国家留下他们执政的印迹，特别是通过特定的发展视角。虽然过去这些视角主要立足于国内，但已经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

虽然全在晟（ChunChaesung）批评这些总统的努力没有完整的概念支撑，短视且缺乏连贯性，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代表了总统对韩国的地区和全球角色的一种想法。例如，金泳三执政期间希望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这与其全球化的想法不断交织在一起。

金泳三参加1994年在印尼举行的APEC峰会，这使他确信，如果要成为亚太及地区外的重要行为体，韩国真的需要在当前发挥的作用方面增加一些实质的内容。全球化这一术语对不同的人似乎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对有些人来说，它意味着经济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但对其他人来说，它隐含着整个韩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一种更加彻底的变革，鼓励“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开放”。

无论是否受到APEC的鼓舞，在金泳三执政下，韩国都没有给予亚太地区特别的优先权，而是对世界更普遍的开放性。此外，虽然金泳三政府的外交部长韩升洲（HanSung-Joo）认为，韩国外交“将不再受朝鲜的限制”，但第一次朝鲜半岛核危机使这种希望成为泡影。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恢复自信，金大中总统于1998年8月发起了雄心勃勃的“二次建国”运动，把“开放的全球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主题后来将对外经济政策重新界定为：

使韩国成为一个“开放的贸易国家”。虽然金大中希望寻求自由和开放，以使韩国经济恢复健康状态，但他没有特别关注于加强韩国与亚洲邻国的联系。

不管怎样，金大中执政时期，东盟+3开始取得成功，并且韩国也迈出了试验性的第一步，通过开始与智利协商，推进与重要的地区贸易伙伴的FTA的建立。

韩国尝试FTA背后的逻辑是，“扩展地区集团内的自由贸易将最终突出韩国的贸易利益”。但实际上，在推进东盟达成FTA形式的协定方面，韩国已经落后于中国和日本，这无疑会使韩国感到一些压力。

最终，韩国与东盟之间的正式协商于2005年初开始，并在2006年5月，韩国与9个东盟成员国达成了一个关于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AKFTA）的基本协定，但在开始实行时，泰国拒绝签字，因为韩国坚持将农产品，如大米排除在外。

农业进口比较敏感，韩国农民强烈反对，有时会出现暴力行为，这无疑成为韩国进一步推进地区FTA的限制性因素。

但2012年底，韩国开始感觉到，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没有充分包含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如汽车和IT产品，因此，韩国有兴趣扩展与东盟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新的双边FTA，如2013年开始与马来西亚和越南讨论此事。布拉德利·巴布斯（BradleyBabson）认为，卢武铉政府将地区主义的观念作为韩国的主要政策方向。

但是，这一看法是有条件的，韩国主要关注的是东北亚，而不是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卢武铉最初执着于“独立的外交”是想努力重新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但仅在朝鲜半岛及周边的安全领域。

实际上，朱在宇已经指出，卢武铉的对外政策最初只有一个目标，即韩国通过实行“平衡的务实外交”，充当“东北亚的枢纽”，以“实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

第二次朝核危机在2006年10月朝鲜进行核试验时达到高潮，这干扰了卢武铉的政策制定，“枢纽”概念也失去了契机。李明博执政时期，韩国的政策强调务实主义，与朝鲜保持更加牢固的联系，并通过“全球韩国”的视角在全球舞台展现韩国的外交。

韩国的全球抱负似乎已经得到了满足，如2010年11月主办20国集团峰会，2012年3月主办第二次核安全峰会，被选为2013-2014年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以及平昌获得2018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东北亚之外的地区联系再次没有被重视，虽然肯定没被忽视。

最有意义的是2009年3月总统访问东南亚期间发布了新亚洲倡议（NAI），旨在“增强与所有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的持续合作。”NAI确认了经济层面在韩国与亚太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李明博总统也赞成增强安全，特别是环境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以及文化联系。

在担任总统之前，朴槿惠详细阐释她对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的看法。她最初关注的是发展与朝鲜的“政治信任”，与美国保持紧密的联盟，并确认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她对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的经验表现出了兴趣，认为它可以作为未来东北亚地区主义的模板，但她提出的“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的概念没有提及东南亚只是建议朝鲜遵循缅甸的改革之路。

2013年上半年，朝鲜核试验及其引起的紧张态势，无疑使朴槿惠关注于与朝鲜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信任”，但当她在2013年下半年访问一些东南亚国家时她谈论的是与东盟进一步发展“信任和令人满意的伙伴关系”。

六、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全球主义和“中等强国”

传统上，韩国一直警惕其相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强大邻国的脆弱性，并且，韩国在地理上被这两个国家夹在中间的“三明治”地位，既使其从中获益，又遭受痛苦。现代韩国的民族主义起初是反对19世纪的西方入侵以及20世纪的日本殖民主义，后来被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用来支撑它们各自的统一愿望。

这样的民族主义情感在战后韩国反对日本的言论中一直存在，虽然有时是无意识地提到日本，而反对美国的方式是起伏不定的。

一方面反对美国主义，一方面希望利用美国的资本和军事实力。这意味着，韩国关于“国际”或“全球”或者甚至是“亚洲”的观念，受到它与两个主要力量日本和美国关系的强烈制约。

当然，过去10年只要韩国考虑地区和外部世界的看法，中国一定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中国的崛起几乎没有改变韩国执着于东北亚的情况，也没有改变韩国对“外国主导和大国外交”天生的畏惧。

本文阐明了韩国与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联系，但显然，韩国参与东南亚事务主要是通过商业和金融联系。这些联系有时会被打断，最著名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但目前已经得到缓慢但稳定的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无疑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韩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产生了有趣的影响。与经济联系相比，韩国与东南亚的安全联系仍然较少。

虽然韩国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更多是单向的，即韩流对东南亚的影响较大，但这使韩国的形象变得柔和很多，并使年轻一代对韩国产生了兴趣。关于地区主义，韩国也提出了一些倡议，但这些倡议更多的是倾向于半岛周边的地理环境而不是更远的地区。

在这一背景下，韩国能够达到期望成为地区的“中等强国”吗？一位泰国学者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韩国虽然努力了，但韩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仍然不足。韩国似乎在完全实践中等强国外交或展示中等强国的领导权方面被耽搁了。”朱在宇在2006年的文章中指出，韩国没有达到期望存在4个方面原因。

其中的3个原因可能可以合并为一个，即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能力、实力和竞争对韩国来说太强了。另一个原因是韩国优先考虑在狭窄的地理层面的国家安全朱在宇没有直接提及的更深层的因素是美国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是通过其与韩国的安全协定发挥出来的。

这些确实代表了非常真实的影响力，但同时，这也可能有助于韩国的决策者们培养思维方式，防止他们完全利用更广泛的亚太地区主义，或者试图对地区秩序产生自己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以及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政府、学术界和商人中引发了关于地区秩序性质的激烈争论，但并没有产生明确的结论。

美国霸权主义、亚洲权力协调、多边安全合作制度和中国式的和谐共存都被讨论过。然而，韩国领导人和官员们并没有在这次讨论中处于重要位置，他们对更广泛的地区秩序的看法仍不清楚。全在晟已经指出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有关韩国对外关系的论述存在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

一个是“全球主义者”，认为韩国应该放眼东亚之外，在国际合作中充当调停者协调者和召集人，并在国际网络中设定议程、牵线搭桥。

另一个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强硬政治仍然是东北亚的决定因素需要把安全关系放在优先地位，因此，应对朝鲜与中国的崛起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

这两个流派似乎都没有太多关注东北亚之外更广泛的亚太地区。但未来，韩国确实需要培养更加全球性的视角，这将能够使韩国更加积极主动，并参与更广泛的亚太地区事务。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十年，英国外交政策时常被认为是围绕“3个圈子”：

欧洲、英联邦和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韩国存在这样的圈子吗？如果我们调整一下这一概念，那么一个圈子将是朝鲜。

第二个是与亲密邻国（中国、日本、俄罗斯，还可能包括美国）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可能或者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东南亚和更广泛的亚太地区。

ASPAC的创立者李东元在其回忆录中对该地区组织的失败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他推测可能是“韩国人没能欣赏它全部的价值，因为韩国太早成为其领导者”。

40多年后的今天韩国更加积极的地区姿态无疑将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欢迎这些国家仍然警惕会对主要的地区大国——

中国和日本过分依赖，并且不确定所谓的美国“枢纽”作用的真正含义。正是因为韩国时常感到其两个强大邻国的约束和限制，并时常卷入它们之间复杂的双边关系，所以东南亚国家也以矛盾复杂的心情来看待中日关系的起起落落。

出于各种原因，东南亚国家不愿完全支持中国或日本单独取得地区领导权，它们也不是特别希望中日和谐一致。

因此，对东南亚国家来说，韩国显得更加温和，与两个大国相比，威胁性较小同样，对韩国来说，东盟不像它的两个强大邻国那样具有“威胁性”，并且韩国与东盟更加紧密的关系能够巩固它与地理上的邻国的关系。

目前，韩国的最大经济伙伴是中国，而美国是其最大的安全提供者。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与韩国的处境大体相同，虽然单个成员国可能会有些许不同的观点。

就这一点而论韩国与东盟可以就信息和经验进行有价值的交流。不可否认“韩流”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亚太地区的人民、公司甚至是政府对韩国的态度和看法。

当然，韩国也需要回报它们，通过接触更好地理解其所处的更广泛地区。过去两年，亚太地区内外的很多政治经济论述都关注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或“再平衡”政策。

目前有可能是韩国考虑自己作为地区“枢纽”的时候了。如果韩国领导人和官员能够抓住这一机会，韩国一定能成为地区中等强国发挥有用的可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