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有关中国是否需要新增长模型的讨论热火朝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增长模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遵循了这一模型。在分析中国所走的道路时，这些原则并未改变，但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不少人倡导一个更加依靠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还有一些人提出创新驱动的模式。但事实上，这两种策略都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最为普遍的观点是，中国应该转向更加依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减轻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但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并不是增长来源的组成部分，消费只是增长的结果，无法驱动增长。过去十年，中国的消费每年以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10%的速度增长，随着GDP增速的下滑，消费增长很可能放缓，而非继续攀升。

真正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投资的效益大幅下滑。随着一个经济体慢慢走向成熟，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不可避免。为了扭转这种下滑，中国决策者在倡导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更依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研究项目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持，很多投资也被用于支持这一领域。

支持创新当然是好事，但过分倚重创新来带动中期增长很可能会失望。各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并不必然带来更快的GDP增长。在公司层面，创新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为有限的一群人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是其对国家整体的财富提升效果甚微。不可否认，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最富裕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国家的富裕是创新的结果。事实上，因果关系刚好反过来：一个国家首先变得富裕，整个社会才变得更具创造力。甚至有证据表明，一个经济体创新能力越强，其实际增速越慢。换句话说，一国不能指望通过创新来实现攀登经济发展阶梯过程中的“大跃进”。

与其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追求技术上的领先，不如通过其他更有前途的方式来获得亟须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日韩等亚洲经济体快速增长阶段不同，中国经济体充满了扭曲。纠正这些扭曲会为中国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提高。与过去拥有近乎无限的全球市场需求不同，中国现在需要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的原则有助于解决以上问题，《决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个目标看起来存在矛盾，但事实上可以共存。

国企改革是与提高生产率相关的主要改革之一。中国最近推出的国企改革方案更侧重让民间资本更大程度进入国有企业，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非国有企业放开一些产业领域的竞争，包括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业，以及通信、能源等受保护的领域。鼓励对内陆地区大举投资的政策也应该有所调整，因为这类投资带来的收益很低。

在内需不足这个问题上，最普遍的观点是要鼓励家庭更多消费。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在于，家庭部门对资产，尤其是土地和自然资源等归国家所有的资产缺乏控制。因此，与典型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家庭从诸如分红、租金及转让等非工资性收入来源中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很少。要提振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改变政府为家庭部门提供服务的角色。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其他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全口径政府支出不足 GDP的30%，其他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平均值为35%，很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比例高达45%。中国政府支出中用于社会服务及转移支付的比例也仅为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三分之二。

随着财税改革的推进，政府可以获得更为坚实的税收基础，加之央地社会服务职能的调整，政府支出可以显著提高。辅之以提高生产率的改革，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需求损失可以被抵消。更好地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能让中国在未来维持7%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