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经升至“二战”刚过时的高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是未来几年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而政府的应对之策对于投资者评估金融环境极为重要。

希腊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大约为180%，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大衰退”之后，西方国家公共债务问题爆发，以GDP加权平均计算，七国集团（G7）的债务比平均已超过120%，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也在110%之上。

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认为，高负债率对国家经济增长有正面或中性作用。负债越多，偿债负担就越重，意味着还债所需的税收也要随之增加，因而会对投资活动和增长潜力带来压力。此外，债台高筑将挤压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

我们之前讨论过，除了违约之外，政府只有三种办法可以减轻债务。首先，政府可以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欧元区近年来的政策经验表明，这会损害中短期增长，并可能导致经济出现恶性循环。如果因紧缩政策而导致债务与GDP之比中的分子（债务）减少，但只要债务/GDP实际上增长，那么分母（GDP）也会相应缩小。

其次，政府可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扩大分母（名义GDP），从而降低债务与GDP的比率。但是，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做到这一点的央行，通常也是“独立”的央行。虽然自金融危机以来，央行同政府携手，或明（日本）或暗（美国和欧元区）助推通货膨胀，但目前看来鲜有成功案例。

最后，政府可以实施金融抑制措施。最普遍的做法是，将现金利率和公共债务偿还利率保持在通胀水平之下，相当于暗中向借钱给政府的人征税。

等待增长复苏的策略通常很受政治家的青睐，即坐视公共债务增长，直到经济增长复苏后再去理会。最近这种观点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的支持。如果财政空间仍然宽裕，刻意偿还债务的政策一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偿还贷款的扭曲成本可能超过减少债务以防范危机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债务/GDP比率应该通过经济增长来达成，或者最理想的是当扭曲成本较低的收入来源存在时再去付诸实现。

我认为这种观点非常危险，原因有二。首先，这给了那些遵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名言的政治家们反击武器。里根曾幽默地说：“我不担心赤字。它已经强大到可以照顾自己了。”这种无忧感，使得工业化国家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大幅举债。其二，没有考虑未来老龄化和其他人口问题，而这可能导致宽裕的财政空间迅速萎缩。在我看来，在经济增长低于趋势水平时实行紧缩措施，或者是在增长复苏后对公共债务掉以轻心，都是愚蠢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