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还很远，一些根本性的阻碍因素并未得到彻底消除，今后一段时间推进结构调整的任务依然艰巨。对于经济结构为什么要加快调整，仍应进一步提高认识，以形成广泛社会共识，减少改革阻力。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阻碍因素，应该进一步梳理和剖析，以形成科学的政策思路，使得深化改革能够切中要害。

1 为什么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1.1 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经济学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病态、不健康的[1]。这表现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滞后于需求增长等问题正在引起较多的社会矛盾。为什么一个处于病态的大国能够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并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从客观角度看，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后发优势，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等五种后发优势[2]。从主观角度看，则主要是利用了低成本的资源优势。各地都在采取血拼式竞争，突出表现为低地价、低价资源、低劳动保障和低环保标准[3]。随着经济总量每往前增长一步，发挥后发优势所遇到的难度就会增加，资源的稀缺性也越来越突出，高速增长初期所形成的经济结构便不再具有合理性，而是需要调整，调整的目标是由病态和不健康转向健康合理，使其能够高效利用资源，增加产出率，并具有可持续性[4]。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来的生存型阶段，跨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5]。进入世界中等发展水平行列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由供给短缺和总量不足，逐步演变为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衡。需求结构开始主导产业结构、进而主导投入结构，经济结构演变的路径变得复杂起来。要加快结构调整，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行政干预改变产业结构便能奏效。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资源禀赋的改变而调整经济结构，这是经济发展所具有的自身规律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会自发地相应转换。但若要加快发展，比如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则必须由国家主导，采取各种可供利用的手段，进行超前规划和布局[6]。但是，要吸取过去计划经济拔苗助长和政府包办、甚至取代市场的教训。

1.2 消除矛盾与夯实基础

任何经济体的高速增长背后，都会逐步积累一些社会矛盾。对于这些社会矛盾如果置之不理，则可能会诱发政治动荡。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了两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公平或者不合理，导致社会矛盾隐患普遍存在。比如拆迁和征地矛盾，住房难和看病难，就业难与收入低，这些矛盾一旦遇到导火索便有激化的可能，搞不好会阻断中国近代以来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进程。应对这些社会矛盾，不得不消耗大量的维稳经费，也因此会对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产生不良影响。二是生态退化与环境破坏严重，已经影响到当代人的持续发展和后代子孙的生存。比如，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饮用水源的污染现象非常普遍，雾霾天气频繁发生，直接影响到居民身体健康。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公平发展，成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

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内部，也有大量经济问题开始凸显，如果不予以重视，则会遭遇严重的衰退代价。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东亚“四小龙”奇迹的破灭都是前车之鉴。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积累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结构失衡加剧了价格体系的紊乱态势，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进一步导致更大幅度和范围的供求失衡与市场波动。一些产品供不应求而价格提高，如房地产、服务业价格都越来越高；一些产品供大于求而造成库存积压，如钢铁、机电产品。这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二是结构调整缓慢导致工资收入、土地产出率、资金利润率在不同行业、不同空间区域的差距扩大。要素流动滞缓，劳动力在国有垄断部门甚至无法流动，僵化的职位导致人才利用效率不高，固化的资产成为沉没资本，浪费现象严重。这说明投入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化。

上述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绊脚石，属于“内忧”。如果不放慢增长的脚步予以及时解决，将造成基础不稳，严重的经济危机会不期而至。上述问题的症结来自过去固化了的经济结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使之能够满足当前资源禀赋变化的需要，使得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较好的实现收入公平分配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诉求。

1.3 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源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发展持续遭遇严重困难，中国也毫无例外地进入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一般而言，外贸依存度越高，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越大。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50%，任何国际风云变幻都会对国内经济产生难以避免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信用危机，首先冲击的是金融市场，助推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之后扩散至实体经济，国际需求减弱，订单减少。这两个方面的冲击相继发生，给依赖出口的国内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出口量减少，出口利润率下降。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传导至其他各行各业。此外，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国际政治形势变得愈发错综复杂，不断挤压原有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在贸易壁垒增加的同时，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却难以避免，时刻威胁着经济的正常运行；就业率下降的同时存在企业用工难，劳动工资的上涨并未相应大幅度提高真实收入，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需求结构调整不顺；产品售价低迷的同时，能源和资源价格居高不下，此消彼长，造成产业利润率下降，再投资力度减弱，致使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无法进行。

上述源自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困难，属于“外患”，要求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拓展内源性发展路径。不过，困难总是伴随着新的机遇产生。每逢国际性经济动荡，都会对原有国际经济格局进行调整，也正是后起国家奋起直追的大好时机。如果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审慎规避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教训，中国便可以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发达国家。

2 阻碍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深层次因素

2.1 消费动能不足束缚需求结构调整

当前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消费不足。在2012年，中国的投资、消费、净出口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7.8∶49.5∶2.7[7]。该需求结构是否合理？2011年，资本形成率，中国是48.5%，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是18.2%、法国是20.6%，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的29.7%[8]。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投资需求过旺，消费需求疲软。从1994年以来，长期的贸易顺差恶化了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出口总额偏多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造成国内市场物价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国内消费需求。

对于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颇多，本文将其归纳为消费者、消费品、消费环境三个角度进行考察。

从消费者自身角度看，主要是因为收入低而不能消费。在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8万元，按当时汇率折算已经超过5000美元，世界排名由倒数跃升至中游。但是，财富积累在不同空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6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只有0.79万元。而且，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农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省份是上海，为1.78万元，最低的省份是甘肃，为0.45万元，相差近4倍之多[7]。如果抛开人均，考察个体，会发现有大量低收入人群处于不能消费的捉襟见肘窘境。除了不能消费外，普通消费者在生活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不敢消费。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就医难、社保难等就像是人生中的五座大山，压垮消费增长率。不能和不敢消费都源自客观因素，而不是经常所听到的勤俭传统。发达国家盛行超前消费和及时享乐，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实际消费比重低，导致消费品供应上的局限，制约了消费品生产，反过来减少了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制约了潜在消费需求的扩张，从而形成消费需求的自我抑制。

从消费品角度看，普通消费品具有收入弹性较低的经济学特性，也即随着收入提高，消费数量相对减少。但其绝对消费量却仍然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这容易让产业界形成错觉，造成产业趋同与产能过剩。与之相反，高端消费品的收入弹性较高，即随着收入提高，消费数量相对增加。高端消费品的附加值较高，单位产值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少，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但是，高端消费品的开发所需投资多，营销成本大，市场风险较高。

从上述消费主体与消费客体的分析可以看出，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变升级路径被截断，固化形成低水平的供求均衡。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需要一个高效的消费环境。然而，考察目前的消费环境，会发现更多问题：一是市场建设不足，或者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导致商品陈列与运销不畅；二是铁路、水路交通运力不足，导致大量商品通过高速公路运输，推高了商品价格；三是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和工商管理费用较高，都要分摊至商品价格。

上述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中国需求增长剑走偏锋，过度依赖投资和外贸出口拉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蔓延，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收入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大幅度萎缩。出口乏力，形成对国内市场的挤压，不得不更加依赖投资，如2008年底，紧急安排了4万亿元投资来应对金融危机。每当经济遇到困难时，便遵循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主义管理策略，大幅度增加投资需求。对投资依赖性的积累，更加抑制或挤出了国内消费增长。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消费能否增加是亿万中国居民的独立决策。消费动能不足，靠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激发消费动能，只有从调整收入分配、改善消费环境、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着手。

2.2 传统价值思维妨碍产业结构调整

纵向比较，在过去十年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很大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连年增产；工矿业的技术改造加快，涌现出一批世界知名品牌；第三产业提速，服务业的门类越来越齐全，基础设施全面加强，科教文卫事业逐步与国际接轨，社会管理与政府治理的效率不断提高。但是，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生产方面，大宗农产品连年增产，但因人均耕地较少，影响到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发展，劳动生产率不高，影响到国际竞争力。一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和价格经常大起大落，对产销双方利益都造成损害，这是市场尚不成熟的表现。根据WTO的有关要求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国内农业时刻受到国际竞争的毁灭性威胁，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工业大而不强，工业规模总量很大，钢铁、煤炭、发电、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但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所占比重不高，粗放生产导致过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2012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只有44.6%[7]。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一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经稳定在70%以上。

当前产业结构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必然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传统习惯思维，对三个产业的功用存在不同的看法。中国的社会习惯思维是重视饮食、重视物质，而忽视服务。对农业的要求是提供日常食物，既要价格低廉，又要色香味俱全，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低劣、甚至是有毒食品的泛滥。作为第二产业主体的制造业发展很快，给中国贴上世界工厂的标签，因为人们认为物品的效用大于服务，即同样数额的支出，用于生产或购买物品的效用高于服务，确实存在的“物”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对制成品的偏好很强，对服务业的偏好增长则比较缓慢。形成这种社会习惯思维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经历的贫穷日子多，就业不充分，导致时间的机会成本低，除了不得不购买的物品外，人们尽可能的选择自我服务以节省开支。

也正是出于对服务业的轻视，规划的商业用地太少，导致商业地价高昂，超市、农贸市场等大型规范化的商业设施不能满足需要，由此滋生了高昂的产品进场费潜规则，致使很多产品不能与消费者及时见面。这催生了庞大的网购产业，但网购存在信息失真、货物延迟送达、纠纷处理复杂等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网商故意欺瞒产品质量缺陷的不诚信行为造成网购市场鱼龙混杂，扰乱了市场秩序，急需进行规范。

调整产业结构的根本任务，就是减少第二产业，增加第三产业，多多生产那些无形财富。无形财富的生产主要靠劳动力投入，对于资源的依赖、对于环境的破坏都非常小。要将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到服务业为主，从普通消费者、政策执行者和政绩考核者，都需要彻底改变传统价值思维。

2.3 旧有利润来源格局阻挠投入结构调整

当前的要素投入结构喜忧参半。一方面，大多数传统产业仍然依赖资源投入，粗放扩张特征显著。另一方面，机电、日化、制药等产业的科技进步速度加快，一些重污染企业开始尝试循环经济和低碳生产。但总体来看，经济快速增长所依赖的主要还是物质资源投入，自主创新能力显著不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难以避免。仅就能耗而言，2011年的GDP电耗(千瓦时/美元)，OECD发达国家是0.27，世界平均是0.39，中国是1.06[9]。可见，在投入结构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为了获取更多利润，生产者总在绞尽脑汁，追逐着各种投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高额利润来源发生了多次变化。(1)勤劳致富，靠自我“剥削”，只要肯起早贪黑、下力吃苦，就能发家致富，大量个体工商户涌现出来。(2)管理中要效益，也就是过去经常提及的“剥削”致富，或者说开办“血汗工厂”，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压低工资来扩大利润，大量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壮大。(3)依靠关系、利用政策致富，谁能通过政策扶持获得信贷资金，谁能及早上市筹措资金，谁就可以通过负债经营来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利润。正是靠着政策支持，一些大型私营企业、大型国企发展迅猛。(4)违法致富，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之后，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超额利润。如向公共环境中排放废弃物来转嫁私人成本，与地方官员合谋来规避税费，降低产品质量和进行欺骗性广告宣传，都可以增加利润。从三鹿奶粉王国的败落，到双汇瘦肉精风波，再到茅台白酒塑化剂质疑，可以看出，国内产品质量问题的确需要得到重视。(5)权力致富，随着资源越来越稀缺，谁掌握了资源，谁便掌握了财富，在地方保护主义下，跑马圈地，占山为王，对土地、矿产、淡水资源展开滥采滥挖，造成资源的快速耗竭，国家利益和地方民众长远利益被践踏。如一些煤老板通过滥采、滥挖中饱私囊，腰缠万贯后便离开家乡，迁居到北京，甚至移民到世界各地，而当地人及其子孙后代却要忍受环境破坏的恶果。

经过上述长期演变，形成了当前不合理的投入结构。这存在巨大的自我强化惯性，生产者不会轻易加以改变，原因有两个：第一，旧有的投入结构使很大一批人受益，只要还有利可图，便没必要主动放弃。比如，一些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等“旧三高”设备在安装投产之后便成为沉没成本，要更新换代，不但会损失掉这些沉没成本，还得支付应用高新技术、高端品牌、高效产出等“新三高”设备的新增投入。第二，创新活动往往伴随巨大的风险。新技术设备的使用不但要支付较高的购置、运行成本，还常因缺乏熟练技术人员和操作管理经验而造成停工检修，同时还可能会因产品性价比的改变而遭受到市场风险。只要旧的投入结构还能维持，就没必要去冒这些风险。所以，在投入结构调整过程中，关键是利润诱导，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公平竞争环境。否则，如果通过利益串联而粘连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不会主动促进科技进步，只会继续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

2.4 地方本位主义干扰空间结构调整

当前的空间结构有了改善的迹象。中西部地区凭借国家优惠政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不断承接吸引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差距开始缩小。各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高涨，城市经营与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一方面，城市化战略得到强化，城市化水平提升很快；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城乡之间的市场与社会联系趋于密切，发展协调性增强。但是，东部、中部、西部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和日常生活水平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管理，但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正在改变这一管理模式。改革的实质是对内、对下放权，增强地方政府的发展自主性，提高地方发展积极性，也刺激了地区间的竞争。这并非坏事。但是，由于缺乏科学合理、严格执行的竞赛规则，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无序竞争频繁出现。有些地方政府不惜血本招商引资，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地方政府实施的优惠政策分散了投资力量，不但导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缺乏专业化优势，还诱发了圈地投机行为。在促进招商引资的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普遍设置了人口流动与迁居的制度门槛，这扩大了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影响到区际社会公平。

城乡之间也是如此，地方县乡政府与大中城市一样有着投资渴望。一般来讲，工业应该放置于区位条件较好的城市，才能利用规模和集聚经济来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但是，大量非涉农乡村企业(乡镇企业)如星星之火，遍布农村地区，虽然有助于农民增收，但其在集聚经济效益方面的损失与生态学上的代价是沉重的。促进城市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城市化本身却似乎出现了更多问题。如城市化质量不高，户籍制度、房价高、就业机会少等三大因素阻碍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最近，对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发达地区执行力度较大，当发达地区开始将更多资源转向生态恢复时，欠发达地区却在大面积的开发资源与污染环境，似乎都要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复走一遍。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地方政府管理者的政绩观出现了错位，这非常不利于空间经济结构调整。

3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

3.1 认清路径依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制约

事物发展都具有惯性，制度经济学将其称之为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原有的经济发展路径会对今后产生决定性作用，使之朝着自我强化的方向发展，即产生对过去发展路径的强烈依赖。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也面临着强大的路径依赖，若不准确把握和及时消除，便无法有效启动结构调整的政策议程，更难以真正贯彻落实。

当前经济结构的僵化主要是因为原有发展路径滋生了既得利益集团，其收益存在规模报酬的递增性，从而成为改变这一路径的强大反对力量。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垄断性国企、资源占用者、权力审批者，他们从扭曲市场的行为中获利丰厚，其牟利的代价是阻碍市场化进程，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这些利益集团经济实力雄厚，在政治和社会舆论上都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不会心甘情愿的出让既得利益，这容易使结构调整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

路径依赖难以改变，还因为不完全信息使得行为改变所获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绝大多数人是厌恶风险的，导致公共选择更偏好于追求现实稳定性收益而不是有风险的高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便停滞不前的原因。在浅水区，通过直觉便能隐约看到“石头”，不会轻易踩空。在深水区，最有效的“石头”越来越难以发现，各种风险加大，前进速度放慢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内无忧、外无患，大可不必着急，只需遵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缓慢增长便可。但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情形下，则必须尽量寻找较为可靠的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加快改革前进的步伐。

3.2 增强市场化改革的决心

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这首先需要认识发达国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意识。在发达国家，大多数的交易通过公开的市场进行，便于开展竞争和社会监督。社会意识应以通过正当市场化途径为光荣，而不是依靠权力赚钱。因此，在其需求结构中，私人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所占比重高，因遵循了理性经济人的最优选择，社会福利与经济效益都比较高。在其产业结构中，因为没有政府过多干预，而是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源禀赋状况进行自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在其投入结构中，因为遵循了市场化原则，价格机制能够高效配置资源和要素流动，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空间结构中，因为行政长官是由地方选举而非上级考核任命，遵循了地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经济社会治理与服务，确保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与良好生态环境的和谐同步。

既然发达国家具备上述优点，为什么又会出现金融危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方面分配了太多的财力，以至于形成“大锅饭”现象，在降低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还导致财力捉襟见肘，并放大了信用风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市场化所造成的，而恰恰是政府行为不当所引致的恶果。这种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更应该坚定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决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消除对原有结构变迁的路径依赖，扭转经济发展的不良惯性。其实，这些经济发展的不良惯性，大多是因为政府管制过多或服务过少而引起。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就是把那些不该管的要放弃，把那些应该服务好的要抓紧。

3.3 降低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成本

战略性谋划往往具有超前性，要达成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需要一个过程，从而屡屡导致改革时机的延误。开启消除路径依赖和打破旧有经济结构惯性的政策议程，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尤其是少数开拓者所冒风险大。但是，如果不及早改革，拖延的时间越长，将来的改革成本会越高。基于上述分析，在坚定深化改革的决心之后，还需采取措施降低改革成本。首先，要劝导既得利益者，放弃眼前的个人蝇头小利，追求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民族发展大义，为国家和大众谋取利益。其次，严肃法纪，对于贪得无厌的违纪违法者给予严厉打击和震慑。第三，广泛借助舆论的力量，通过宣传发动，使广大民众形成共识，共同监督和维护一个良好的改革氛围。

要降低改革的成本，不能通过增设改革机构和增加财政预算来推进改革。相反，应该认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优化简化行政管理，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过度介入，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和审批环节。每当谈及简政放权，便立刻涉及人员安置这一“老大难”问题。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对现有行政人员进行高效的使用，通过延长行政服务时间来化解人员安置难题。首先，合并相关政府部门，将权力与责任全部细化、明确到人。其次，减少并集中办公场所，通过替换班延长办公时间，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再次，将主要行政力量由事前的审批环节转向事后服务与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监管。

3.4 降低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成本

改革政绩考核机制是结构调整的总开关。推动结构调整，会降低GDP增速，这不利于地方政府实现晋升目标。应把某一行政区域内的资源存量、环境状况、生态效益、单位能耗、碳排放、居民幸福感等因素纳入政绩考察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官员考核与奖惩机制，防止地方官员在任期内进行掠夺性和破坏性开发。

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是结构调整的开端。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往往来自创新和新企业的出现。当创新有利可图时，经济结构便自发的实现了升级换代。这个渐进的过程是缓慢的，要加快调整，必须极大降低创新成本，减少创业障碍。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降低创新的制度门槛，可以取消专利申请费用，甚至给予专利申请以补贴，将各种潜在发明公开，让市场去选择。其次，删减企业开办手续，降低企业注册要求，鼓励经济主体的各种尝试。第三，给予创新创业活动以信贷和工商税务支持，将产业孵化器的成功经验向全社会推广。

理顺市场交易秩序可以降低结构调整的交易成本。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在市场中交易而不是靠行政划拨完成，这就需要一个清晰和有序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引导旨在完善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制定高效合理的交易规则，建设方便顺畅的交易场地，推进真实的信息交流，促进人口、资源、商品与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

制定产业发展标准可以降低结构调整的识别成本。一种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标准化。当前制造业已经相当规范，很多产品都有严格的质量标准规范。但在很多第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标准化仍需要较多的努力。第三产业的主体是各种服务或劳务行业，服务属于无形产品，由服务人员手工完成，实行标准化的难度很大，影响了其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标准尚未制定，难以规范竞争和降低研发风险与市场风险。对于第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既要降低准入门槛，又要引导成立有关的行业自律协会，制定产业发展标准，才能促使其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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