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杰
研究员
何时能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看到和参考?
目录
一、如何认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形势
1、当前面临的背景
2、当前面对的问题
3、当前显现的新规律、新要求
二、本次《意见》的不足和缺陷
1、《意见》的重点内容
2、《意见》的明显不足
——针对的问题有严重的局限性。
——应对问题的核心理念、顶层设计、大政方针、战略举措有明显的局限性。
一是在核心理念上不足。
二是在顶层设计上不足。
三是在大政方针上不足。
四是在战略举措上不足。
三、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
1、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和使命
2、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参照系
——中国被迫提前参与“平行经济”甚至“领头经济”的竞争
——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不菲
——产出出清受世界经济格局的约束
——无奈中的精心选择
3、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4、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战略举措
5、投融资体制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一、如何认识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形势
1、当前面临的背景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已显现出新规律。这不仅对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而且对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互作用下显现出来的。
一是原有发展方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制约。以扩大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已受到发展环境的强烈制约；劳动力成本刚性提高，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边际成本逐步抬高，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是逼近极限、就是已经透支，对原有方式的继续发展都构成陡然收紧的瓶颈。
二是中低端外向型经济的红利正日渐销蚀。随着国内要素成本抬高，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压力，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只有加快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才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从国际市场的外需中争取到足够（吸纳就业、拉动增长）的份额。
三是不得不加入平行经济甚至领头经济的竞争行列。国内沿海、沿江开放的领先发展地区，已经越过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发展水平，开始步入发达经济体的底线，有些城市甚至跻身中等发达行列。国内这样初等发达以上的地区已有数以亿计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世界上较大的发达经济体。这使中国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加入与发达国家平行竞争合作的行列，甚至不得不直接面对全球领头经济体的较量，从而必须有更强的创新能力。
2、当前面对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迫切需要投融资体制能够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体制性优势；能够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中优化配置资源最核心的运行机制；能够在投融资运行中使资金安全、高效、精准地投向经济结构的短板，投向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投向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领域。显然，我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离这种需要还有明显的差距。
最突出的事例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了持续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积累出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刺激内需扩张的经济政策虽然意在保增长，但以也客观上拖延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加重了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
首先，大水漫灌式的政策资金及其撬动的社会资金，被大量截留在虚拟经济领域和可炒作市场；前者包括同业拆借，股市、债市、期权、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等各类票据、证券市场，信托、理财、（公募、私募）基金等各类高风险集资领域；后者包括预期性稀缺的房地产，波动性稀缺的基础原材料（矿产品、贵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垄断性稀缺的文玩等带有投机炒作性的各类投资品市场；滞留资金对这些市场的异常波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虚拟经济和炒作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假象和许多严重问题。
其次，资金投入未能有效地穿透到实体经济，表现为实体经济流动性短缺，引起融资难、融资贵的蔓延。
再次，资金即使穿透到实体经济，也惯常性地流向传统产业，在中低端产业粗放型扩张、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竞相削价，不仅过快地缩短产品、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积累出大量的过剩产能。
再次，资金受上述层层强力吸纳、截留后，创新型领域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上研发投入占收入的比重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平行经济”后，这将是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的致命原因，也是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障碍。
再次，资金即使进入到创新、研发领域，也是倾斜于体制内的大院大所。由于体制内评价、筛选、激励、约束、监管等体系的行政化弊端，撇开大量资金投入体内循环、名实不副、无效用功、浪费严重和极易滋生腐败不说，就是能够到位的资金投入，除了服务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点攻关项目外，许多研发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实用技术，难以产业化、市场化，难以进入创收型的资金良性循环；而面向市场、对接产业的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却很难受惠于体制内的融资渠道和投资平台，能够得到的资金更加短缺。
再次，由于现行的投融资体制至今仍然过度倚重非市场运行载体，投融资市场载体的运行体系、规则体系、监管体系等建设，一直缺乏顶层设计、统筹协调，致使投融资的市场运行体系依然破碎不全、功能残缺，尤其是以价格形成为主要形式的市场运行动力生成机制、以价格为主要形式的市场信号传导渠道不健全，特别是纵向信号传导渠道的断裂，导致投融资信号的失真、运行功能的紊乱、运行机制的失灵。例如极端典型的事例，由于未能形成本土生成、国际影响的价格发现机制，使我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不得不接受高得离奇的价格购进；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供给方，不得不以低得离谱的价格售出，种的是人参，卖得是萝卜价。又如，国内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不允许发展起规范的延期交割功能，与期货交易市场之间被体制、政策人为地阻隔，打断了实物资源配置与票据、证券信用资源配置之间的任督二脉，阻断至少扭曲了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传导，也进而破坏了价格发现和动力生成机制、信用对冲和风险防控机制，不仅严重地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也严重地遮蔽了政府观察市场经济运行的信息渠道，还严重地减弱了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再次，由于市场运行体系的残缺不全，也导致一系列功能性的配套体系、组织、机构的严重缺乏或严重薄弱；例如投融资的履约信用体系，包括征信、补信、分享、处置、惩治等；信用资质和信用资源的评级、发布、准入、警示、退出等；投融资市场运行风险的分析、评估、预警、防范、控制、化解等；辅助投融资决策的信息服务、智库等；投融资争端的调解、仲裁乃至专项立法、专业司法；开放型经济领域行业协会的规范和发展等等。例如由此而来的是，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如果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就会在失去政府保护的状况下赤膊上阵；而发达国家的企业都穿着各种非政府的行业系会、评估机构、国际仲裁等铠甲和避弹衣，如此不公平的局面又怨得了谁呢？
再次，也导致面向市场的监管体系严重薄弱。严重薄弱的的监管体系并不会因为市场运行体系残缺不全就可以应付了，而恰恰相反，更会使面向市场的监管体系顾此失彼、进退失据、漏洞百出、失去常理；不但利率黑市、地下钱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跨国洗钱等暗流更加汹涌，就是基于预期收入和预期偿还能力的投融资信用资源，也通过各种融资平台，以担保、加杠杆等各种方式严重透支；这不仅使投融资的效能严重受损，也使投融资的风险严重放大，屡屡造成资金的极大损失或浪费。
再次，这也造成面向市场的资产评估、风险评估、（项目、行业、产业、战略的）投资评估等服务于投融资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成长和严重短缺，面向投融资治理的智库机构和人才更是严重缺乏，成为体制性弱项和缺陷。
最后，这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中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应答能力低下；这不仅严重削弱了供给侧的创新驱动能力和结构调整能力，而且严重阻碍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付出高昂代价去产能后又将旧病复发，一轮一轮地再生产出新的中低端过剩产能，陷入不可持续的透支型发展方式中；这严重拖累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消弱了体制性、制度性的国际竞争力，给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3、当前显现的新规律、新要求
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随之步入新常态后，世界经济发展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一个新规律：
——创新研发能否成为足够的驱动力，使产业革命的进程跑赢现有产业积累起过剩产能的速度。这成为体现资源配置优劣的新规律，也成为检验体制机制优劣的新标准。依原有的产业周期规律，派生出新的投融资周期性规律。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使得领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成为创新能力的竞争，而这背后又是体制机制促进创新效能的竞争。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比价值规律还狠，是当前优胜劣汰最锋利的历史之刃。
因此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对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出一种新要求：
——投融资体制的优势和运行机制的效能，集中体现在能够引导投资的精准程度上。投融资体制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动员资金的规模和效率上，而且体现在引导投资的结构优化上；不仅体现在投资的安全、高效上，更要体现在引导资金投向的精准程度上；不仅能引导投资穿透虚拟经济和传统产业，高精准地投向新兴产业、创新领域，而且能有效地防范规避风险，取得可靠的经济效益和支撑资金良性循环的的投资回报。这对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的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成为最核心的要求。围绕这一核心要求的改革，将是个深刻而广泛的系统工程。
二、本次《意见》的不足和缺陷
1、《意见》的重点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
2016年07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认为，投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引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意见》针对的问题主要是：“简政放权不协同、不到位，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确立；投资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畅通；政府投资管理亟需创新，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权力下放与配套制度建设不同步，事中事后监管和过程服务仍需加强；投资法制建设滞后，投资监管法治化水平亟待提高。”
《意见》提出，“这一轮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建立完善企业自主决策、融资渠道畅通，职能转变到位、政府行为规范，宏观调控有效、法治保障健全的新型投融资体制。”为的是“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
其中贯穿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在四个字上：“放、管、服、法”。
“放”，简政放权，针对的问题是：确立企业投资主体的地位，激发社会投融资活力，动员更多的社会投资；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
“管”，事中事后监管，针对的问题是：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创新政府投资管理，加强制度配套建设，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服”，事中事后服务，针对的问题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综合服务水平。
“法”，加强投资法制建设，提高监管法治化水平。
2、《意见》的明显不足
——针对的问题有严重的局限性。
如何认识问题？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决定着改革的基本思路。我国现行投融资机制的问题主要在于：
一是投融资运行载体转换不到位、不充分，极大地降低了投融资乃至资源配置的效能。
二是投融资运行机制不畅，需求评价、博弈均衡、价格形成等动力机制不健全（碎片化、不配套、相抵消），宏观政策信号和市场经济信号传导不顺畅、被扭曲，相应的监管机制缺位、不到位，干扰投融资市场的运行，造成投融资的质量、效率降低，尤其是精准度不高，增加了投融资的风险和损失；此外也带来了体制性漏洞，违法、腐败等乱象丛生。
三是投融资市场体系中各项配套服务业发展不健全，符合相应需求的各类人才特别是 “三估”（资产评估、风险评估、投资评估）人才严重短缺，制约了以市场为主要载体的投融资机制高质高效运行。
——应对问题的核心理念、顶层设计、大政方针、战略举措有明显的局限性。
纵观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深层次问题，针对这次《意见》的不足，需要在核心理念、顶层设计、大政方针、战略举措上，从根本上厘清一些基本问题。
一是在核心理念上不足。
没有依据现代社会主义历史使命和国际环境大局的定位和定向，揭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显现出来的新规律，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国际平行经济竞争的新常态后，对发展和改革特别是投融资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对新规律、新要求缺乏认识，导致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缺乏历史方向感和战略定向。
二是在顶层设计上不足。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认识不到位，没理解这首先是经济运行载体的转换，包括投融资运行载体也要转换，让市场在竞争领域对投融资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导致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到位、不充分、不完善。
对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地位认识也未到位。
三是在大政方针上不足。
对投融资市场体系建设、功能调控、运行监管等的认识、措施都远未到位。还是一味地局限在政府投资为主的狭隘框架内，以绝大多数的篇幅讲述政府投资和政府投资管理的问题和措施，而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运行载体转换、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运行管理等更为突出、更为紧迫、更为关键、更为重大的问题却认识粗浅、言不及义。
四是在战略举措上不足。
对危机应急处理的意味过重，对建长效机制的认识、举措不足。不仅对投融资体制转换运行载体的长效机制尚无总体把握和顶层设计，而且对载体转换之前、之中、之后的改革风险防控和运行风险防控体系，也缺乏全面深入的剖析和长效机制的顶层设计。
三、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
姑且不考虑经济运行载体转轨的改革要求对政府主管部门权力架构的影响会引起什么样的人为抵触，仅就经济运行载体转轨本身的难度和对此透彻理解的难度来说，对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知识准备和观念转变就提出了超越性的要求。
1、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和使命
首先要深刻认识、透彻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经济运行载体的转换，使竞争领域的经济运行，包括投融资运行转换到市场运行载体上。要通过转换运行载体，从根本上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和相应的经济管理体制。
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强调“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配置资源之所以最有效率，就在于市场固有的、自发的、自动的运行机制，包括需求方评价的经济动力生成机制、供给方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市场信号传导的经济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交易出清的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式等。当然，即使在资源配置上，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政府的作用，恰当地补充市场失灵的功能，合理地纠正市场扭曲的功能。
二要基于市场运行重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基于市场运行载体的功能，扬长补短，重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是要围绕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括有利于劳动创造特别是劳动创新，有利于具有生产功能特别是创新功能物化劳动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因素结合促进要素组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贯穿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全周期，包括直接生产和再生产、个别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三是要覆盖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各环节，包括重塑产权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因素结合关系的再生产、经济微观主体治理和宏观管理权利关系的再生产、经济收入直接分配和社会再分配关系的再生产等。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再生产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生产关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回避的历史性课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更是试图趟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所不能回避的世界性课题。
在传统经济体制中，基于经济运行的行政载体，可以相对直接地以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超经济方式，再生产追求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生产关系。但是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于市场经济运行载体，就要一方面仍然要适度地发挥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作用，以超经济方式主导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运行中，创造性地重新构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经济方式，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尽可能深入地纳入到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进程中。其中包括基于市场运行载体的产权关系、经济因素结合关系、初次分配关系等以经济方式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个别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基于投融资市场的运行，体现在投融资体制机制相应的功能上。
如果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没能将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载体真正转换到市场上，就可以说经济改革没有到位，没能充分地获得体制性的国际竞争优势。这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必然结果。
如果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无视、忽视基于市场运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构，或者重构失当甚至失败，可以毫不客气地警告式预言，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必将走向绝境。这也是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也必须秉持这样的核心理念。
2、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参照系
现在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也有必要从全球的视野俯瞰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去在一国范围内解读的经济现象，现在需要放在全球范围内才能看清、看透。
——中国被迫提前参与“平行经济”甚至“领头经济”的竞争
在世界经济的参照系下，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要经历“后发经济”（在传统经济体制中的赶超经济）、“平行经济”、“领头经济”（不仅仅是领先，参见《“领头经济”的要素》2009年8月1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417ac0100e74o.html）三大阶段。
当前，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却要被迫在整体上提前跨入“平行经济”的门槛，甚至在国内仅仅有限部分、领域、产业、项目探入全球“领头经济”空间的情况下，就给中国经济提出了参与“领头经济”竞争的时代要求。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残酷现实。因为中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仍然占统治地位、至少还是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要走出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在“后发经济”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中国经济一旦接近或达到“平行经济”水平，面临的的竞争对手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体系中与你发展水平相当、平行发展的那些经济体，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而代表这个体系的只能是其中目前远比你发达的领头经济体。中国要努力以和平、合作共赢的方式进行这种竞争，就不得不在非常规的现代化道路上提前进入创新效能上的体制机制竞争。
——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不菲
实体经济的资本再配置，微观上以每个投资主体都在追求收益最大化为动力；宏观上围绕供需关系的平衡，以资本收益均衡为动力。
在供需关系上，实体经济的结构总有长板、短板。短板产业的产出可以出清并得到超额货币收益，长板产业的产出没能出清。一边是长板产业开工率不足，一边是资本涌向短板产业，谋取超额收益。单从资源配置、资本流动的滞后过程看，即使在市场运行非常通畅的假设下，长板的资源重新配置到短板，也绝对是一个必定滞后的过程和一个资源价值额（表现为资本额）必定缩水的事件。
在原有资本流动必然滞后的情况下，必然表现为投向短板产业的货币资本不足，也表现为货币流动性不足。再加上长板产业资本转移、套现、重置等必然带来的缩水，又进一步加大了货币资本不足，并表现为货币流动性不足。
而为了容纳这种结构调整的资本流动和滞后，以长板产业为主的企业开工率不足，也必定要占相应的比率，并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产业生命周期迫使投向短板产业的资本时不我待地要抢在市场供不应求的超额收益机遇窗口期消失之前，这就更加等不及长板产业资本的滞后转移，甚至等不及资本平均缩水率而贴水套现，这会进一步加剧货币资本不足以及货币流动性不足的表象。这种感受是在一个个投资者身上，被利益所驱使，汇聚成的投资冲动又被进一步放大。即使长板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相当高的背景下，也会表现出强劲的投资饥渴和货币短缺，从而不断抬高融资成本。如果加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等政绩考核的指挥棒，成为国家参与、政府干预的行为，就会更加火上加油。
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总是要滞后，并附带资本缩水的，需要额外追加货币量。这种对货币投放的需求，必然对货币政策当局形成更加强大的压力。
——产出出清受世界经济格局的约束
再回到国家层面看。其实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甚至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强国，都出现过产能过剩、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只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早期的资本主义强国面对的是比自己落后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把各种产生经济危机的因素输出出去，也可以把经济危机转嫁出去。只是到了全世界的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为了输出危机因素、转嫁经济危机，不断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不断冲击既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才导致了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这也在客观上历史性的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终结和帝国主义扩张阶段的转型。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构造了发达国家输出危机因素、转嫁经济危机的新机制，以国际金融机制成为核心，并由跨国投资、多边贸易、信用评估、制作和发布各类指数的引导作用、国际经贸争端仲裁、国际法庭等一系列机制配套构成。
日本作为被美国严格操控的后期经济发达国家，不仅是国家的关键经济政策身不由己，就是从产业发展进程看，也根本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格局的约束。其实多年日本的产能过剩，包括钢铁、造船、家电、汽车等等，都是由国际市场和世界产业的变化而导致的。日本靠贸易立国的出口产业，受全球市场需求的拉动，走过一段产业扩张、升级的道路。但是其他后起国家发展起同类的产业，使全球产出供给的增长加快，超出需求的增长。可以说，日本国内的产能过剩，并不是日本自己单独造成的，而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必然造成的。
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像日本此前的情况。中国现在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之路，也很像日本此前的情况。只是中国家乡市场的体量很大，有更大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这也更容易掩盖问题的根源和严重性。除了消除产能过剩的任务量更大、拖得更久、国际转移空间更拥挤之外，伴随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带来的资本转移、货币流动性问题也更加突出。其实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想铺出一条国际转移过剩产能、减轻资本缩水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不可能一厢情愿。
——无奈中的精心选择
再回到货币信用经济。以上讲的国际经济博弈形成的合力，终究还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中国也未能例外。随着信用膨胀的扩大，总要有泡沫破裂的一天，而且又会进入新一轮的膨胀。所以问题不在现在会不会膨胀、现在是不是正在膨胀，而是要观察和判断现在膨胀到何种程度、是不是膨胀的很危险了，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我们的政策工具箱内还有哪些可用，如何用。我们的政策要取得什么样的效应，以利于比别人发展的更好一些，而且不引起别人的群起而攻之。这是无奈中的精心选择。
可以说，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包括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探索，也属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探索。理论必须基于实践，又要指导实践，这只能是个矛盾的渐进过程。
在我们还没有透彻地想明白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只能这样边招架、边跟进、边探索。不然就会被甩下，重新回到任人摆布的悲惨境地。
3、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i]
严格地讲，钞票（纸币）和货币不同。现在的货币政策针对的是钞票。钞票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发行的。现代市场经济早已不同于以自然经济、小手工业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产业基础，一个是信用基础。有了信用基础，才从商品交易市场中派生出资本交易市场，有了资本市场。从这个意义讲，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有信用，就有脱离实体的可能性，就有信用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以周期性的通胀或通缩危机变为现实性的。不能以为中国就可以例外。
4、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战略举措
问题看透了，做法才有针对性。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局限在扬汤止沸的短期政策上，要以推进釜底抽薪的建设为主。治标可以为治本争取时间，但不能沉溺于此、裹足不前。
现在是重视简政放权，忽视市场、规则、监管体系的建设升级；重视市场运行宏观调控、微观干预，忽视市场体系特别是市场动力形成、价格发现、动力和信号传导机制的完善升级。不能简单地用简政放权代替经济运行载体的转换，不能简单地以激发活力代替经济体制机制功能的建立健全。转换经济运行载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能够增强经济运行机制引导资源配置安全、高效、精准、优化的功能，能够获取尽可能充分的体制性竞争优势。
打个比方，经济运行好比司机开车，经济运行调控好比司机操控油门、刹车、方向盘；经济发展好比汽车上路，经济发展规划、管理，好比按照路况驾驶汽车；经济体制好比汽车，选择什么经济体制好比选择开什么车，车本身有太破旧，司机再怎么手忙脚乱，再怎么颠簸上路，也解决不了车本身问题，也跑不过没有问题的高档新车。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造车，使车升级换代。经济体制改革绝不等于改变运行调控方法和发展管理方法，而是要换车，包括车的动力、传动、操纵、承重、安全等各方面的装置，提高车的整体性能。经济体制与车不同的是，车可以停下来改造，但经济体制不可能让经济运行和发展停下来再改，只能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改革。市场运行载体的建设也不可能脱离经济运行另起炉灶，只能在经济不断运行中，兼顾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多方面的条件和要求，进行整体统筹、分步安排、重点突破、配套推进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策略调整。
经济运行载体的转换重在建设新的运行载体，重在构成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市场体系（投融资主体【组织、机构】、流通渠道、交易平台）、规则体系（规范、法律、政策，措施、约束、激励、普惠、专项、导向、风险）、监管体系（监测、评估、预测、预警、处置、惩治、业内、政府、基层、高层）的系统建设、转型升级。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中，投融资体制机制建设要以投资安全、高效、精准为核心价值取向，使投融资市场增强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创新领域的运行功能。
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要通盘筹划。纵向看，市场体系（运行载体）、规则体系（导航系统）、监管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深化改革，每一项都不容疏忽。横向看，财政、货币、金融（银行、证券、信托）、征信、评估、仲裁等等，每一方面都要建立健全。从功能看，关键是资金、信用资源的渠道布局，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接投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从市场体系的总体看，市场的纵向层级之间，横向环节之间都要贯通；重点要打通纵向的任督二脉，使以价格发现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动力形成机制和以价格信号为主要表现的市场动力传导机制建立健全，成为资源精准配置的载体。按照全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资源配置的战略需要，能更加安全、高效、精准地配置投融资资源、特别是信用资源和公共政策资源。效果如何，在创新创业领域投融资的风险防范、控制、分散、化解效果和边际效益水平，就能集中表现。
基于此，才能更好地调整、发挥看不见和看得见两只手的作用。打个比方，交通混乱，就要警察都上路加班加点，就像不断出台各种宏观调控政策，能生出各种各样其他的故事。要是行车轨道、规则都捋顺了，路面上几乎见不到警察。投融资体制顺了，资金、资源配置各得其所，也用不着政府忙的四脚朝天，财政负担还挺繁重。
5、投融资体制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市场经济运行最基本的是供求关系。在供给侧的基本关系是投入产出关系。其中投入端的投融资运行机制有两重性，一是供给侧投入具有技术效用关系和成本效益关系的宏观资源配置、微观要素组合，以及具有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因素结合；二是同时也成为需求侧的投资需求。而在供给侧上投入的全要素，包括资金（物化劳动）、劳动（活劳动）、创新（劳动创新能力的发挥，进行科学技术创新、规则体系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品产业创新）等；其中对进入“平行经济”特别是“领头经济”的国际经济体来说，创新驱动成为主导投融资运行、引领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动力、最为突出的规律和最为关键的要求。由此投融资体制改革也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为关键的战略性举措。
当前经济形势的各种困难和乱象，尽管原因复杂，但可以说，都会追溯到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弊端上。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双自主”建设、战性略新兴产业、重大装备制造业、关键零部件产业、高精尖和创新型研发的产业化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我国的传新领域和经济增长点，资金仍然属于稀缺资源。
问题是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未能在配置资源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为投融资市场体系、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都不够健全，引导投融资的动力不足、传导扭曲，资金投向、融资流向较为严重地缺乏安全性、高效性、前瞻性、精准性。
这致使大量资金被截留在虚拟经济和可炒作市场领域，给人以资金过剩的假象。当前在虚拟经济和可炒作市场领域的流动性过剩，其实只是“金融空转”的一种病态。
已经存在过剩产能的产业、行业和体制内企业仍能得到大量重复投资，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体制外的创新型企业却难以获得有效的资金投入。资金不能精准地进入产出高的创新产业，实体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率逐年下降。更为根本的是，在基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产业创新生命周期上，能否以产业创新跑赢传统产业生命周期，能否高效地将传统产业积累的资金转投到产业创新领域，能否对创新领域投资风险形成高水平的防控体系，能否全面提高投融资特别是创新领域投融资的质量和效率。
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我国进一步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转换投融资运行的载体，激发投融资活动的动力和活力；一方面让民间资本进入更多的领域，担当起投资主体的角色，与政府投资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使资金投向更加精准、投融资风险有效防控、投融资效果高质高效。
批注：
1、“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2、流通手段，（c）铸币。价值符号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3、货币，（b）支付货币
“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国债，即国家的让渡，……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篇 资本周转，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篇 资本周转，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篇 资本周转，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IV、结论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篇 资本周转，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支配或使用货币资本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篇 资本周转，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II、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十八章 导言，II、货币资本的作用
“由于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即自己不成为产业资本家，也很容易把货币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十五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IV．补充说
“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
我以前已经指出(第1卷第3章第3节b)，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怎样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汇票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销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象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汇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我们在前一篇(第19章)已经看到，实业家的准备金的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的技术性业务，怎样集中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由于这种货币经营业，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汇票的贴现——使汇票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家证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单据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开出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开出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银行券的信用事实上得到国家信用的保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关于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评述，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I．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
II.流通费用的减少。
1.主要流通费用之一是具有价值的货币本身。通过信用，货币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
A．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B．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
C．金币为纸币所代替。
2.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准备金缩小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
III.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
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IV.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和产业资本相联系来考察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们将要和生息资本本身相联系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时，我们还要提出一些专门属于经济学方面的意见。
在此之前，先谈谈下面这点：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版]。】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找不到销路。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